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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想起父亲

张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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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清明，不由自主想起了父亲——1991年清明那天，他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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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老军人。

我们小时候，都崇拜战斗英雄，爱听战斗故事，但父亲很少讲他的战斗故事。有时老师布置作文、调查报告之类，我就采访他，于是他就讲一点。就凭这一点，一点，在我脑子里形成一个印象：爸爸作战勇敢，是个战斗英雄。

他说，刚参加八路时，就在河北新乐与日本鬼子激战。日方火力猛烈，压得抬不起头，牺牲了许多人，包括几个重机枪手。因此一时没人敢用那挺唯一的重机枪。连长大声问：谁敢上？别人都说“不会用”。父亲说：我！——其实他也没用过。接着，重机枪向炮楼的枪眼猛射，终于压住日军火力，最后夺下炮楼。战后他被记一大功，并成了重机枪手。每当行军，便抬着那120斤的重机枪，很是让人羡慕，他也自豪。

父亲说，其实打仗可不像电影上演的那样，一是非常残酷，经常是走着走着，一发炮弹过来，一群人就没有了。最残酷的是打太原，太原的城墙是石头的，碉堡是钢筋水泥的，非常难攻，死了很多人。在朝鲜，他那个连，死得只剩下他自己，也是被炮火埋住，又活过来的，找到部队时，已经上报成“烈士”。二是经常有人开小差，每天晚上都要开会，分析谁有可能逃跑，安排人监督。太原城下，一同参军的十几个人都开了，只剩下他一个。

父亲身上共有7处伤疤，还有严重的胃病、老寒腿之类，冬天必须穿皮袄、皮裤，铺狗皮褥子。我问怎么得的，他说战争年代经常爬冰卧雪，大冬天露天睡觉，冻的；又经常饥一顿，饱一顿，饿的。

他说，打仗一共立过三次大功，五次小功。还珍藏着一大堆勋章：西北军政委员会授予的“人民功臣”勋章，国防部授予的“解放奖章”，朝鲜共和国主席授予的“国旗勋章”……还有一枚，父亲说，上面的毛主席像是金质的，值18块大洋。他去世后，我们兄妹三人分遗产，这些勋章是最重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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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性情耿介，敢讲真话，坚持真理。他后半生也因此倒霉。

庐山会议后，出于对“大跃进”中荒唐做法的义愤，他曾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见解，指责大炼钢铁是“瞎胡闹”。结果被列入彭德怀那一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三年困难时期，党内讨论“究竟吃饱吃不饱”的问题，许多党员拍着肚子说假话：吃得饱啊！怎么能吃不饱呢？一个叫董雕的人就这样说。而他却敢于讲真话：明明是吃不饱么！我的亲戚就有去要饭的！与董雕争得面红耳赤。结果董雕升官，当了干部科科长。他却被降了一级，成了被董雕整的大批干部之一：除戴上“右倾”的帽子外，家庭成份也从中农改为富农，还说他“隐瞒阶级成分”——这在当年是大问题。

1961年，“右倾”问题予以甄别，但降的那一级，却没有恢复，“富农”成分也没纠正。1964年，父亲转业后一直没有安排正式职务，文革中又隔离审查，全家被赶回老家种地。直到文革结束，在他屡次投诉之后，所在的63军187师党委才调查改正了成份问题上的错误，重新恢复为“中农”。

在共和国人妖颠倒的年代，父亲为讲真话和坚持真理，付出了后半生的代价。我们兄妹几人也受株连，被当作“黑五类”，不但不能入党、入团、参军、招工，甚至不能加入红卫兵、红小兵，不能评先进……还被赶回老家，不能上学——我妹妹就因“成分不好”只能上到初中，14岁回乡务农——那时能不能上高中，不是凭分数，而是凭成分，“地富反坏右”子女是不能上高中的。后来一家人虽然恢复了城市户口，但妹妹不能上学的命运没法改变，自然与大学无缘，落实政策时也只能当个工人，后来还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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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阴霾散去之后，父亲已是晚年。面对现实，他感叹：当年的血，白流了！那么多战友，白死了！

父亲遗体去火化，车一上路，就开始下雨；领骨灰时，雨也停了。人们都说，那是老天为他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