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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借荆州历史考

先上结论：“刘备借荆州”是三国史上最成功且流传最久的一场政治宣传。而建安十五年发生的真实事件，是一场基于现实利益的战略资产重组，其核心是“换地”而非“借地”。

首先对传统论点借地说归谬：

时间矛盾：传统借地说最权威的史料论据，有如资治通鉴三国志吴书江表传华阳国志汉晋春秋等等史料凿凿记载建安十四年末，鲁肃劝借荆州，权从之，以下针对此进行辨析：

《江表传》：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於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复从权借荆州数郡。复：再，又。

《三国志·鲁肃传》：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於地。

《汉晋春秋》曰：吕范劝留备，肃曰：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

对于刘备这一次的京口之行，在《三国志·蜀志·先主传》中说的是:“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可是，在《鲁肃传》中说的却是:“（刘）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刘备方面声称其京口之行是维护联盟关系共抗曹魏，而东吴方面声称此次京口之行是刘备前来求得荆州，这是一个矛盾点，那么谁才是真相呢，我们接着往下分析，正是当刘备亲自到京口求见孙权时，周瑜便跟孙权写了一封信，汇报对于这件事的应对方略:“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他是极力反对出借荆州的，在信中，他苦口婆心地说:“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这就是希望让孙权用羁縻手段困住刘备，让他与关羽、张飞分开，再由自己挟主帅之威，将这二人驱上战场……那么，这件事或可便能搞定了。好，这时候我们清楚的知道了刘备京口之行发生在周瑜病逝之前，那么这时候又与前文三篇史料发生了时间冲突，先说江表传，江表传记载刘备得公安后复从权借荆州数郡，这个复是什么时候呢？要么就是指的刚得到公安就急不可耐继续向孙权索要荆州，这个可能性很低，结合后两篇史料，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这个复其实也就是指的刘备的京口之行，在刘备这个行动中发生了哪些事呢？汉晋春秋和吴书包括我前文就给出了答案：惟肃劝权借之，吕范劝留备，周瑜上疏反对，权从鲁肃观点。

然而权从之后情况如何呢？刘备并未进驻南郡，甚至建安十五年周瑜还准备从南郡出兵益州，获孙权批准，在回程路上病逝巴丘，那么这时候回过头看所谓建安十四年的权从之就很令人寻味了，周瑜是不同意借地给刘备的，实质上也并没借，如果你说史料记载建安十四年权从之是延迟交割，那么这个延迟到什么期限？实质上并没有期限，只有周瑜之死，那么试问在周瑜准备磨刀霍霍向益州时，谁能料到周瑜的死？按既定计划周瑜打下益州全据长江了，这时候还需要所谓的借地给刘备？这时候史料的第一个自相矛盾之处就出来了，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性能解释这个问题，第一种，假设史料为假，全盘推翻这些史料，认为这些史料都是吴人一家之言，第二种，如果我们承认《三国志》中“肃劝权借之，权从之”的记载为真，那么似乎确实存在一个“借地”的既定方针，周瑜之死只是移除了执行障碍，而非改变了交易性质。那我们就只有从另一种角度来理解这个记载：鲁肃劝借的并非是荆州，鲁肃劝借是劝借的刘备的力量，即联刘抗曹大战略，而刘备得到荆州是后来刘备与孙权的交易才达成，交易内容我下文再提，两者并非直接联系，而是间接联系，因为鲁肃这个战略方向，间接促进了孙权同意与刘备交换，此时，这还是一个停留在口头和理念上的“战略”，而非一个已经签署的“合同”。?因为周瑜作为南郡太守和最高军事统帅，他的存在本身就是这个战略执行的巨大障碍。这时候关键变量出现：周瑜突然病逝。周瑜之死，不仅清除了执行“联刘”路线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它彻底改变了南郡对于东吴的战略价值。在周瑜手中，南郡是“西征益州”的跳板，是进攻性资产。周瑜死后，南郡对东吴而言，退化成了一个纯粹的“抗曹前线”，一个防御性负债。此时，后世（尤其是东吴的宣传和受其影响的史书记载）将这个过程巧妙地、也可能是无意识地压缩和扭曲了：?他们将第一步的“战略借力”（借刘备）和第三步的“领土变更”（得南郡）直接挂钩。?并在这个过程中，偷偷地将“借”的宾语从“刘备的力量”换成了“荆州的土地”。于是，一个复杂的战略决策过程，就被简化并扭曲成了一个人情债的故事：“因为我们借给了你荆州，所以你才得以立足。”?这个叙事完全掩盖了其中公平交易的本质。

然后再看鲁肃单刀赴会给的所谓借地理由，兵败远来无以为资，这是什么时候？建安十三年当阳之败，刘备实际入驻南郡是什么时候？建安十五年周瑜死后，那问题来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