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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文人士大夫的经济意识

引言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的重要阶段。两宋商品经济的繁荣突破了汉唐以来的传统模式，纸币流通、海外贸易兴盛、城市商业网络形成；元代虽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但在继承宋代经济基础的同时，通过打通欧亚商路、强化漕运体系，进一步推动了跨区域经济整合。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文人士大夫，其思想意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框架，而是逐渐向经济领域延伸。他们对土地经营、商业活动、财政政策的认知与实践，既反映了时代变迁对知识阶层的冲击，也塑造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经世致用”思想的新维度。本文将从经济意识的生成背景、具体表现及历史影响三个层面，系统探讨宋元文人士大夫经济意识的内涵与特征。

一、经济意识生成的时代土壤

文人士大夫经济意识的觉醒，绝非孤立的思想现象，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结构、经济模式与阶层流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

两宋时期，“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彻底打破了唐代均田制下的土地分配模式。土地作为核心生产资料，其流转频率与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据史载，当时“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的现象普遍存在，土地买卖成为常态。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士大夫的经济观念：一方面，他们自身可能通过科举入仕获得俸禄，也可能通过购置田产成为地主；另一方面，土地私有制的深化使“治生”（即经营产业）不再是底层百姓的专利，而成为士大夫维持家族存续的必要手段。

商品经济的繁荣则进一步冲击了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宋代城市中“坊市制”瓦解，夜市、草市、镇市兴起，汴京、临安等城市人口突破百万，商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从唐代的不足10%上升至两宋的30%以上。海外贸易方面，广州、泉州等港口与50多个国家通商，瓷器、丝绸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商业资本的活跃，使士大夫不得不重新审视商业的社会价值——它不仅是“末业”，更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甚至是个人财富积累的有效途径。

（二）士大夫阶层的流动与分化

科举制度在宋代的完善（如糊名、誊录制度的推行），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阶层流动成为可能。大量出身寒门的士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他们的家族往往缺乏深厚的土地积累，因此对经济利益的敏感度更高。例如，北宋名臣范仲淹出身贫寒，早年“断齑画粥”苦读，入仕后仍关注家族经济保障，创设“范氏义庄”以族产收入救济族人；南宋叶适出身温州商人家族，其经济思想明显带有对商业价值的肯定。

同时，士大夫阶层内部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固守“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将从商视为“逐利”的堕落；另一部分人则因家族经济需求或个人经历，开始主动参与经济活动。这种分化恰恰反映了经济意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认知”的转变过程——当经济活动不再是士大夫生活的“外部环境”，而成为其生存发展的“内在需求”时，相关意识的觉醒便成为必然。

二、经济意识的多维表现

宋元文人士大夫的经济意识，既体现在对经济活动的认知转变上，也落实于具体的实践行为中，更通过理论建构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经济思想体系。

（一）对商业价值的重新定位

传统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辨”是核心命题，“重义轻利”被视为士大夫的道德准则。但到了宋代，这种观念开始松动。李觏在《富国策》中提出“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直接肯定了追求利益的合理性；陈亮则主张“义利双行”，认为道德与利益可以并行不悖。这些思想的出现，与士大夫对商业作用的重新认知密切相关。

以海外贸易为例，宋代士大夫中涌现出一批“知市舶”的官员，他们亲身体验到贸易带来的财政收益。如北宋元祐年间，泉州知州陈偁曾上书强调“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建议朝廷重视海外贸易管理。这种对商业“利国”价值的肯定，逐渐消解了“抑商”的思想基础。元代士大夫虽身处异民族统治下，但面对“跨欧亚贸易圈”的形成，同样表现出对商业的开放态度。如元初文人许衡在《时务五事》中提出“农桑，天下之本也；商贾，亦末业也，然能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以其有余补其不足”，虽仍称商业为“末业”，但已承认其“互通有无”的社会功能。

（二）经济实践的多样化参与

宋元士大夫的经济实践，主要集中在土地经营、商业投资与家族经济管理三个领域。

土地经营方面，“官户”（官员家族）普遍参与土地购置与租佃。如南宋文学家陆游晚年退居山阴，其家族拥有“膏腴之田”数百亩，通过出租收取地租。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士大夫开始尝试“经营式农业”，即雇佣劳动力进行规模种植。如北宋吕大钧在《吕氏乡约》中提到，其家族在蓝田的田庄采用“分种”（佃户提供劳动力，地主提供土地与生产资料，按比例分成）的经营模式，这种方式比传统租佃更注重生产效率。

商业投资方面，士大夫或直接参与经商，或通过代理人间接获利。两宋法律虽规定“官员不得与民争利”，但实际执行中多有变通。如苏轼在黄州贬居期间，曾与友人合办“药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