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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理念的契合

引言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治理始终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命题。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远古理想，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箴言，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跨越时空的治理智慧。当历史的车轮驶入现代社会，以”共建共治共享”为特征的现代治理理念日益成熟，二者的相遇并非偶然——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实践智慧与价值追求，与现代治理强调的人民性、系统性、协同性形成了深刻的内在呼应。这种契合不仅是文化基因的传承，更是治理逻辑的时代演进，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

一、核心理念的内在呼应：从传统智慧到现代价值的逻辑延续

（一）“民本”思想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立场

翻开《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警训跨越三千年依然振聋发聩；《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述，将民众置于治理体系的核心位置。这些传统民本思想的本质，是对治理主体与价值归属的深刻认知——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最终依赖于民众的认同与支持。

这种思想在现代治理中得到了创造性转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仅继承了民本思想中”重民”的内核，更突破了传统社会”君主牧民”的局限，将”人民”从治理客体升华为治理主体。例如，基层治理中广泛推行的”群众议事会”“民生实事票决制”，让群众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决策；政务服务领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以解决群众实际需求为导向优化流程。这些实践既延续了”政在养民”的传统追求，又赋予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内涵，形成了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的根本性转变。

（二）“德法并举”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理路径

《论语》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论述，揭示了单纯依靠法律约束的局限性；《唐律疏议》将”礼”的精神融入法典，形成”礼法合一”的治理传统。传统治理智慧早已认识到，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现代治理理念同样强调法治与德治的协同。一方面，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行为底线，为社会运行提供刚性约束；另一方面，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等，构建道德引领的柔性机制。例如，某地在基层矛盾调解中推行”乡贤评理堂”，由德高望重的长者结合村规民约和公序良俗调解纠纷，既降低了司法成本，又维护了邻里和谐；再如，《民法典》将”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写入法条，把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规范，实现了传统”礼治”与现代法治的有机融合。

（三）“和合共生”与”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周易》“保合太和”的理念，《礼记》“和而不同”的智慧，共同勾勒出传统社会对多元协同的追求。从”乡约自治”中村民共同制定行为规范，到”会馆公所”里商帮协商行业规则，传统社会始终在探索不同主体间的合作机制，形成了”和实生物”的治理经验。

这种”和合”思维与现代治理倡导的”共建共治共享”高度契合。现代治理强调政府、市场、社会、个人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在基层社区，“社区党委+业委会+物业公司+居民代表”的四方联动机制，打破了以往政府”包打天下”的局面；在公共事务决策中，“开门立法”“网络问政”等形式，让专家学者、企业代表、普通群众共同参与政策制定；在社会治理领域，志愿者组织、公益基金会等社会组织蓬勃发展，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补充。这些实践既是对”群策群力”传统的继承，也是对”多元共治”现代需求的回应。

二、实践路径的互鉴融合：传统文化在现代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

（一）基层治理：从”乡约传统”到”社区自治”的传承创新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治理，长期依赖”官治”与”自治”的结合。从北宋《蓝田吕氏乡约》到清代《海宁查氏家乘》，乡约作为一种地方性自治规范，通过约定俗成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实现了”以民治民”的治理效果。这种”小传统”中蕴含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智慧，为现代社区治理提供了宝贵借鉴。

现代社区治理中，许多地方创新发展了”新时代乡约”。例如，某乡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村规民约结合，制定涵盖环境卫生、邻里互助、红白喜事等内容的《文明公约》，通过”积分制”管理激励村民参与；某城市社区建立”楼栋议事会”，由居民自主协商解决电梯维修、停车位划分等问题，形成”小事楼栋议、大事社区商”的自治模式。这些实践既保留了传统乡约”贴近生活、简便易行”的特点，又注入了民主、法治、公平等现代元素，实现了从”道德约束”到”制度规范”的升级。

（二）矛盾调解：从”无讼理念”到”多元化解”的逻辑延伸

“无讼”是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价值追求，《论语》“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论述，反映了古人通过道德教化减少纠纷的治理理想。在实践中，宗族调解、乡绅调解等非诉讼方式长期发挥着”息事宁人”的作用，形成了”以和为贵”的纠纷解决传统。

这种理念在现代社会转化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