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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巴哈论读后感

阅读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如同经历一场紧张而深刻的思想探险。这部著作并非仅仅是对费尔巴哈个人哲学的评述，它更像是一部思想史的断代史，精准地解剖了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巅峰如何一步步走向其内在的瓦解，以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如何在这个瓦解过程中扮演了“解放者”的关键角色，同时又因其自身的局限性，为一种全新的、更为彻底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铺平了道路。全书的思辨核心，在于对“终结”一词的深刻诠释：它既是一个旧时代的落幕，也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而这个转折点，正是围绕着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的不同理解而展开的。

恩格斯开篇便将我们置于黑格尔哲学的巨大阴影之下。黑格尔的体系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绝对观念”的自我运动，整个世界，从自然到人类社会，都不过是这个绝对观念外化和异化的不同阶段。其体系的宏大与逻辑的严密，达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顶峰。然而，恩格斯以其非凡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体系内部致命的“二律背反”：即其革命性的辩证方法与保守的形而上学体系之间的尖锐冲突。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永恒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完美的东西。但黑格尔却宣称自己的哲学就是这个绝对观念的最终认识，是真理的终结。这种矛盾，使得黑格尔学派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那些试图从其辩证方法中引出革命结论的青年黑格尔派，最终在宗教批判的战场上，发现了黑格尔哲学的薄弱环节，也正是在这里，费尔巴哈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费尔巴哈的贡献，其核心价值在于他完成了一次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他以一种决绝的姿态，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重新颠倒了过来。他响亮地提出：“不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上帝。”这一论断，如同一道闪电，劈开了笼罩在德国思想界上空的唯心主义浓雾。在费尔巴哈看来，宗教的本质并非什么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类本质的异化。人将自己的本质属性，如智慧、爱、力量等，从自身中抽离出来，投射到一个幻想出来的、完美化的对象——上帝身上，然后对之顶礼膜拜。因此，神学的秘密就是人学。对上帝的信仰，实际上是对人自身异化本质的信仰。这种批判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将哲学的焦点从天国拉回了人间，从抽象的观念拉回到了感性的、现实的人。他宣告，新哲学的基石是“人本学”，是建立在感性直观基础上的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

这一“回归现实”的呐喊，在当时起到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它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等青年思想家彻底摆脱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束缚，开始用一种全新的、唯物主义的目光审视世界。费尔巴哈的哲学，是他们走向历史唯物主义不可或缺的桥梁。然而，恩格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未止步于对费尔巴哈的颂扬，而是以一种同样深刻的批判精神，剖析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半截子”性质。

这“半截子”究竟体现在哪里？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自然观上是坚决的，他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一旦他的哲学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就立刻变得苍白无力，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的窠臼。他无法理解，他所推崇的那个“人”，并非一个抽象的、孤立的、永恒不变的“类本质”，而是一定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费尔巴哈试图用一种抽象的“爱”与“理性”来解释历史的进步，认为只要人们认识到自己的类本质，彼此相爱，就能建立一个理想的“爱的宗教”。这恰恰暴露了他思想的根本缺陷：他看不到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看不到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他的唯物主义，是“下半截”的唯物主义，停留在对自然和人的直观认识上，却未能将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社会历史的“上半截”中去。因此，他虽然批判了旧宗教，却又想建立一种新的、无神的宗教，这本身就说明他未能彻底摆脱旧哲学的思维方式。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费尔巴哈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把黑格尔的体系连同其方法一起当作“死狗”扔掉了。这使得他的唯物主义成为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在他眼中，世界是现成的、静止的、被给予的，缺乏内在的、自我否定的运动动力。他无法理解，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生产劳动，是如何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人自身的。他所强调的“感性直观”，是一种被动的、旁观式的认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恰恰在于革命的“实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那句著名的论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正是对费尔巴哈哲学局限性的最精准的超越。

由此，恩格斯清晰地勾勒出了新哲学诞生的逻辑路径。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进行批判性继承的必然结果。这个新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汲取了黑格尔辩证法中“合理内核”——即关于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思想，并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