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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理论基础

2.2.1治理理论

传统治理理论认为，各级党政机关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最高统治者和集中代表，是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唯一供给者。基于此理论，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被政府部门所垄断，形式和内容单一，无法从根本上满足社会各主体的层次需求，且容易滋生腐败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初，迈克尔.博兰尼提出“多中心”一词，将人与社会等按照秩序的不同分为两类：一是单中心秩序；二是多中心秩序。单中心秩序主要是上下级间的单向联系，即为指挥与服从的一体化命令方式；多中心秩序中的行为主体数量较多，且相互独立，利益相互影响，通过秩序维护、运行平稳建立统一协调化系统。

20世纪70年代后，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出现通货膨胀、财政赤字、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伴随而来的便是社会的不和谐、经济发展的不平稳、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多、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加剧及交通拥堵等问题等，一定程度上对政府政策和法律法规执行形成冲击，社会公众对社会公平、正义和客观的呼声越来越高。基于此环境下，世界各国不断寻求和探索符合时代变迁和发展变革的新型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理论由此应运而生。

多中心治理理论研究的重点为社会公共物品与事务的相关处理。奥斯特罗姆夫妇认为准公共物品作为常见的公共物品，无论数量还是规模，均大于纯公共物品。如此一来，准公共物品作为公共物品与事务处理的核心，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政府部门市场垄断格局。在社会公共物品分配和公共事务处理过程中，通过综合化、多元化手段来创新公共治理模式，形成新型化、现代化公共治理理论体系。

多中心治理理论旨在探索行之有效的公共事务处理方案，重点涉及以下方面内容：

第一，公共治理主体的多样性。社会环境对公共治理要求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态势，政府、企业、第三方在资源整合和利益组合过程中，更加强调协作、兼容意识，彼此之间形成紧密关联。组织活动不仅为组织治理的最终表现，而且作为组织之间相互影响、紧密关联、决策管理的目标。所以，社会公共治理主体涉及到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其他组织，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特征。

第二，公共治理目标的明确化。为满足社会公众的多元化、多样性需求，多中心治理理论旨在突出各主体利益最大化，且进行公共治理目标的科学设置，多中心治理理论作为政府部门、社会公共服务部门等企事业单位组织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和参考依据。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会公众在表达自身想法和意见的过程中，全面参与到社会公共治理和分析评价中。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必须依靠民主、可行、明确的公共治理目标。

第三，公共治理方式的协同化。多中心治理理论所阐述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为社会公共物品和社会公共服务的供应，而社会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可能为政府部门，也可能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群体，因此如何提高资源有效利用率，降低资源消耗成本，将作为社会公共服务领域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同时，多中心治理理论支持，各相关利益主体需要在协同、合作的基础上，共同完成社会公共物品的分配和公共事务的处理。多中心治理即就是一种合作、共同治理模式。

第四，公共治理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与合理化。由于社会各主体的需求不同，所以在建立合作治理关系中，其治理目标有所差异，这就需要多中心治理开展的同时，结合社会制度、组织特点，有选择性的开展综合、协调、共同治理工作，确保各行为主体的治理目标得以实现，满足效益最大化的目标。

现阶段，我国村改居社区主要面对的公共治理问题重点表现在社会保障、配套设施、教育就业等层面，且在社会主体多元化需求和困难群众生产、生活救济等方面面临较大困难。因此，社会公共治理的难度较大，治理工作开展面临较大阻力。同时，随着村改居社区治理多元化需求的增多，社区各类组织的自主治理意识增强，为村改居社区多元化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奠定坚实基础。

村改居社区治理的最终目的是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保障社区社会公共利益。其社区治理工作离不开当地政府部门、社会群团组织的支持，通过全力合作，共同促进，才能正确处理和应对面临的问题。奥斯特罗姆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治理相关制度与国家和市场制度安排存在一定差异，主要对社会公共资源进行科学管理和合理分配。多中心治理理论对于我国村改居社区自身建设及工作者队伍建设而言，具备一定的现实意义。

2.2.2激励保健理论

美国著名的学者赫茨伯格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有名的激励保健理论，他在该理论中指出人们参与工作，动机主要来源于两方面：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激励保健理论又被称之为双因素理论。保健、不满意因素主要来自于工作环境、工作关系等方面。当员工认为自身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时，便会产生消极、负面、不良情绪，甚至出现罢工、对抗等行为，这便是保健因素得不到满足的体现，当保健、不满意因素逐步获得满足后，员工依然无法改变当初的想法，其满意度并不能得到提升，即保健、不满意因素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