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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者，道之形也”——刘熙载文艺美学思想研究

一、引言：刘熙载及其文艺美学思想的历史坐标

在19世纪的中国，社会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转型。刘熙载，这位江苏兴化的才俊，以其卓越的学识和深刻的思考，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最后一位集大成者，为传统文艺美学画上了浓墨重彩的句号。

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晚号寤崖子。他出生于“世以耕读传家”的清寒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孤贫却笃行力学，展现出非凡的求学天赋与坚韧意志。道光十九年，刘熙载乡试中举，六年后进士及第，以文章与书法均优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从此步入仕途。他曾入值上书房，为诸王师，后任国子监司业、广东提学使。然而，刘熙载“不乐为吏”，在官场数年后便请假返乡，晚年主讲上海龙门书院长达14年，专注于治学与教学，培育了众多英才，如政治家袁昶、教育家张焕纶、地理学家胡传等，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经世致用的人才，推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刘熙载一生著作颇丰，涵盖经学、音韵学、算学及文艺理论等诸多领域，著有《古桐书屋六种》《古桐书屋续刻三种》等。其中，《艺概》无疑是其最为杰出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上的经典之作。这部成书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著作，共六卷，分为《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和《经义概》，分别论述了文、诗、赋、词、书法及八股文等的体制流变、性质特征、表现技巧，并对重要作家作品进行了精到的评论。刘熙载在《艺概》中，通过“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的独特方法，提纲挈领，言简意赅地阐述了各类文艺形式的核心要点，使读者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领悟文艺创作与鉴赏的真谛。

“艺者，道之形也”这一命题，宛如一条红线，贯穿于刘熙载的文艺美学思想体系之中，深刻地凝练了艺术与哲学本体的关系。它既继承了传统儒家“原道”的观念，强调艺术对于“道”的呈现与表达，又融合了道家辩证思维，展现出对艺术本质的独特理解。在儒家思想中，“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和规律，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准则。刘熙载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精神的创造物，应当承载“道”的内涵，通过具体的艺术形式将抽象的“道”展现出来。同时，他又借鉴道家的辩证思维，认识到艺术与“道”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对应关系，而是充满了变化与统一。这种思想的融合，使刘熙载的文艺美学思想既具有深厚的传统底蕴，又蕴含着独特的创新精神。

刘熙载的文艺美学思想在当时独树一帜，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相比，他更加专注于对传统文艺的深入挖掘与系统总结。在西方美学思想逐渐传入中国，对传统美学形成冲击的时代背景下，刘熙载坚守传统美学阵地，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考，对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进行了全面梳理与升华。他的思想不仅是对传统美学的传承，更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对传统美学的创新与发展，为中国文艺美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因如此，刘熙载被誉为“东方黑格尔”，这一赞誉不仅是对他在文艺美学领域卓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是对他在中西美学交流与对话中独特地位的彰显。

在刘熙载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期，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一方面，西方列强的入侵打破了中国的闭关锁国状态，西方的科技、文化、思想等如潮水般涌入，对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造成了巨大冲击；另一方面，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封建制度逐渐走向衰落，传统的文艺美学思想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刘熙载的“艺者，道之形也”思想，为中国文艺美学在时代变革中找到了一条坚守传统、融合创新的发展道路。它既为传统文艺美学的传承提供了理论支撑，又为其在新时代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中国文艺美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二、思想渊源：传统文脉与个人特质的交融

（一）儒家“明道”传统的承继

刘熙载出生于耕读世家，自幼浸润于儒家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儒家经典成为他启蒙与成长的精神养分，其中“六经皆文”的观念犹如一颗种子，在他心中深深扎根。这一观念贯穿了他的学术生涯，成为他文艺美学思想的重要基石。在刘熙载看来，《六经》不仅是儒家思想的经典之作，更是文学的根源所在，涵盖了丰富的道德、伦理和社会价值观念。“六经，文之范围也。圣人之旨，于经观其大备；其深博无涯矣。”他坚信，文章应该以《六经》为指导，遵循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和原则，才能达到深厚的内涵和高远的境界。

在儒家的文艺思想体系中，“文以载道”是一个核心观点，强调文学不仅仅是文字的堆砌和辞藻的雕琢，更重要的是承载和传达“道”的内涵。刘熙载对这一观点的认同是坚定不移的，他将“艺者，道之形也”视为对“文以载道”的进一步阐释和发展。在他的理解中，艺术作为“道”的外在显现形式，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表现手法和审美体验，将抽象的“道”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