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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照耀中国阅读笔记第六篇阅读感想

一、读“陕西苏区：开创时期”有感——豪杰与民心共筑根基

翻开“陕西苏区：开创时期”，刘志丹的名字如黄土高原上的红星般耀眼夺目。这位被斯诺称为“现代侠盗罗宾汉”的革命者，有着传奇般的人生轨迹：中农家庭出身的他，从榆林中学到黄埔军校，从北伐军官到秘密党员，每一步都紧扣着时代的脉搏。在国共分裂后的白色恐怖中，他逃回陕西领导农民起义，即便起义遭血腥镇压，也为陕北留下了第一批游击队的核心力量。

最令人震撼的是他在1929到1932年间的经历：时而被迫逃亡，带着三名部下夺枪上山；时而暂居敌营，利用国民党军官身份继续反抗地主；即便三次被围剿、悬赏缉拿，仍能凭借在哥老会的影响力与群众基础重整旗鼓。1931年他举起红旗后，政府军士兵纷纷投诚，连山西逃兵也渡河投奔，“刀枪不入”的神话背后，是群众对他的信任与拥戴。更难得的是他的坦荡：当张敬佛无端批判他时，他乖乖辞去职务退居窑洞，毫无怨言；平反后立刻投身东征战役，最终牺牲在心爱的群山之间。

刘志丹的故事让我深刻明白，苏区的根基从不是个人英雄的传奇，而是“生活条件本身产生的震天撼地的运动”。他对穷人的体恤、对革命的忠贞，让红军从一支小部队成长为西北人民的希望。这位“乱世豪杰”用生命诠释了：真正的领袖，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强者，而是与人民站在一起的守护者。

二、读“死亡和捐税”有感——绝境中红星为何闪耀

“死亡和捐税”一章的文字字字泣血，读来令人脊背发凉。斯诺笔下的西北大灾荒，是一场被遗忘的浩劫：三年间，四大省份饿殍遍野，保守估计有三百万人饿死，而实际数字可能翻倍。他亲眼所见的惨状直击人心：成年男子瘦得只剩骨架，睾丸像干瘪的橄榄核；儿童肚皮鼓胀如肿瘤，里面塞满树皮锯末；女人要么饿死，要么被卖为奴，村落里一片死寂。

更令人愤怒的是灾荒中的人间百态：地主老财囤积粮食大发横财，官员与歌妓在城里歌舞升平，而赈灾粮因军阀混战无法运入灾区。国际联盟顾问斯坦普尔博士的调查更揭开了制度性的腐朽：陕西农民要缴纳高达收入45%的土地税和20%的杂税，甘肃税收竟超过富饶的浙江；灾荒时地主以几分钱一亩的价格兼并土地，灾后还要向逃荒归来的农民追缴欠税。

正是这样的绝境，让红星的出现成为必然。当红军带来“耕者有其田”的承诺，取消苛捐杂税，用低利贷款和农具帮助农民，他们所到之处自然受到拥戴。这让我彻底明白：革命从来不是凭空爆发的，而是绝望中的呐喊。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冷漠，把农民推向了红军；而共产党解决土地、赋税等迫切问题的行动，才真正唤醒了沉睡的西北大地。红星照亮的，不仅是黑夜，更是人民对温饱与尊严的渴望。

三、读“苏维埃社会”有感——黄土上生长的新秩序

“苏维埃社会”一章，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在战火中艰难生长的新世界，读罢心中满是震撼。与想象中“激进的共产主义试验”不同，西北苏区的变革始终贴着农民的需求：重新分配土地让贫农有田种，取消高利贷让农户喘口气，消灭特权阶级让人人平等。这些看似简单的举措，在苛政横行的旧中国，却有着改天换地的力量。

苏区的组织体系更让人惊叹。从村苏维埃到中央苏维埃，每级政府都设有教育、土地、卫生等委员会，把管理延伸到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扩大耕种，苏维埃动员妇女、老人参与劳动，小脚妇女除草积肥，大脚妇女参与春耕；为了互助生产，组织“星期六突击队”，连毛泽东都参与集体劳动。这里没有鸦片、乞丐和贪官污吏，缠足、溺婴等陋习被明令禁止，婚姻必须双方自愿，离婚可平分财产，这些在今天看来寻常的规则，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的进步。

或许这些变革在西方看来微不足道：学校简陋，教材是油印的革命口号；合作社规模狭小，只能经营简单的生产资料。但对“地球上最黑暗的角落”来说，这已是翻天覆地的改变。农民从“要我做”变成“我要做”，用“我们的政府”称呼苏维埃，这份认同远比任何口号更有力。这让我懂得，真正的社会革新，不在于形式的完美，而在于是否贴合人民的需求，是否能为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四、读“货币解剖”有感——纸钞背后的民心密码

“货币解剖”一章彻底打破了我对苏区经济的刻板印象，读完对红区经济的生存智慧深感敬佩。我原以为苏区是“绝对公有”的封闭体系，却没想到这里是私人资本、国家资本与合作社并存的灵活格局：私人企业被鼓励，国家经营油井、煤矿，合作社则承担着“抵制剥削、克服封锁”的任务，三者相互补充，支撑着苏区的运转。

最令人称奇的是苏区货币的流通奇迹。陕西印的纸币纸质粗糙，有的甚至是布制，上面印着“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口号，却能在苏区保持十足购买力。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告诉我，苏币没有金银储备，靠的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为了维持货币稳定，苏区规定苏币与国民党货币1.2:1兑换，进口货物可兑换“外汇”，而税收只针对地主、高利贷者等少数群体，普通农民分文不缴。

这位年过半百的老革命家，有着令人惊叹的经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