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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修复的市场化激励机制分析

引言

生态环境修复是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键环节，既是改善人居环境、维护生态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双碳”目标、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路径。长期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修复主要依赖政府财政投入和行政指令驱动，这种模式在集中力量解决重大生态问题时发挥了显著作用，但也逐渐暴露出资金缺口大、效率待提升、可持续性不足等问题。例如，部分地区因财政能力有限，修复工程后续管护缺位；一些项目因缺乏市场主体参与，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在此背景下，探索市场化激励机制，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模式激活生态修复的内生动力，成为破解当前困境的重要方向。本文将围绕生态环境修复市场化激励机制的内涵、关键要素、实践挑战及优化路径展开分析，以期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参考。

一、生态环境修复市场化激励机制的内涵与现状

（一）基本概念与核心逻辑

生态环境修复的市场化激励机制，是指通过构建市场规则、设计利益引导工具，将生态修复的环境效益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的经济价值，吸引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多元主体主动参与修复活动的制度安排。其核心逻辑在于“让保护者受益、让破坏者担责、让修复者获利”，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平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形成“修复—增值—再修复”的良性循环。

与传统行政主导模式相比，市场化机制的特殊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体多元化，改变政府“单干”局面，鼓励企业（如环境治理企业、资源开发企业）、公益组织（如环保基金会）、社区居民等共同参与；二是价值显性化，通过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碳汇交易、生态补偿等手段，将“看不见的生态价值”转化为“可计量的经济收益”；三是机制可持续化，通过市场规则引导资源配置，减少对财政资金的依赖，提升修复项目的长期运营能力。

（二）当前实践的主要探索与成效

近年来，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入实践，我国在生态修复市场化领域已开展多维度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的典型模式。

在产权激励方面，部分地区通过明确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将修复后的资源开发权、经营权与修复责任挂钩。例如，某矿区在生态修复中推行“谁修复、谁受益”政策，企业完成矿山复绿后，可依法取得修复区域内土地使用权或后续开发权（如发展生态旅游、林下经济），这一机制显著提升了企业参与修复的积极性，该地区矿山修复进度较以往提高40%以上。

在交易机制方面，碳汇交易、排污权交易等环境权益市场逐步完善。以林业碳汇为例，企业通过投资森林抚育、荒山造林等活动产生的碳汇量，可在全国碳市场交易获得收益。某环保企业通过参与西南地区的人工林碳汇项目，累计开发碳汇量50万吨，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收入超千万元，实现了“修复生态—产生碳汇—获得收益—扩大修复”的正向循环。

在社会参与方面，公益诉讼赔偿资金使用、生态产品认养等模式不断创新。例如，某地法院将环境公益诉讼中企业的赔偿金设立为专项基金，通过公开招标引入专业机构实施生态修复，并允许公众通过“认养一棵树”“认管一片湿地”等方式参与，既拓宽了资金来源，又增强了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

总体来看，这些实践初步验证了市场化机制的可行性，但也暴露出制度衔接不紧密、市场主体参与度不均衡、价值实现路径不通畅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系统优化。

二、生态环境修复市场化激励机制的关键要素

（一）清晰的产权界定：市场化运作的基础

产权明晰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在生态环境修复领域，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不清、修复成果权属模糊，是制约市场化的核心障碍。例如，部分湿地、荒漠等生态空间存在“多头管理”现象，修复后的土地使用权、生物资源收益权归属不明确，导致企业投资时面临“修复后权益无法保障”的顾虑。

要解决这一问题，需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加快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明确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生态空间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边界，特别是要界定修复活动产生的新增资源（如修复后新增的林地、耕地）的权属；另一方面，建立“修复—权益”绑定机制，明确修复主体在完成修复目标后可获得的权益，如土地使用权期限延长、资源开发优先权、生态产品收益权等。例如，某地区在河道生态修复中规定，企业完成河道清淤、岸线绿化等工程后，可获得河道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土地经营权（期限与修复效果挂钩），这一政策有效激发了企业的投资热情。

（二）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价值转化的纽带

生态环境修复的市场化运作，本质是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过程。若生态产品的价格无法真实反映其稀缺性和生态服务功能，市场主体的收益预期就会模糊，参与动力将大打折扣。当前，生态产品价格形成主要面临两方面问题：一是核算标准不统一，不同地区对森林碳汇、湿地净化水质等生态服务的价值核算方法差异较大，导致交易时缺乏定价依据；二是市场交易体系不完善，部分生态产品（如农田生态系统的景观服务、荒漠治理的防风固沙功能）尚未纳入现有交易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