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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执行问题研究

作为行政诉讼制度组成部分的执行制度，是人民法院审理、裁判行政争议过程的延续。行政裁判的执行是解决行政争议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它不仅是实现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法律实现的重要形式。正因为执行制度发挥着强制实现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作用，才使国家的行政审判制度具有公信力，进而树立起人们对整个法律制度的信心。

然而，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执行难”成为当前我国人民法院司法审判工作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其中，由于行政案件的特殊性，行政诉讼的执行问题尤为突出。有鉴于此，修改《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采取各种必要措施保障行政裁判的执行，是改变目前“执行难”局面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第八章“执行”部分只有两个条文，即第65条和第66条。这两个条文分别是对“行政诉讼裁判”的执行问题和“行政法律文书”的申请执行问题（即“非诉行政行为的执行”）所作的规定。因此，本文分别对行政诉讼法第65条和第66条的修改与完善问题进行研究。

一、?行政诉讼裁判的执行

（一）“二次冲突”与行政争议的解决

习惯上，人们倾向于把法院对有关实体权益裁判的作出视为冲突（争议）的解决。司法裁判的法律意义在于，它使冲突主体或主体间的不确定的实体权益或者责任确定化。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一般来说，由裁判所确定的实体权益或者责任并不具备自动实现的功能，而需要通过冲突主体的具体行为才能得以实现。司法裁判与冲突解决之间实际上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在很多情况下，裁判只具有某种宣示意义。

社会冲突“解决”的实际内涵是什么？有人认为，解决一项冲突即是作一种权威的关于孰是孰非的具有约束力的决定，亦即关于谁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能够成立、谁的观点不能成立的一种判定（威廉。马白克）。1?这种见解即使能够成立，也仅仅揭示了冲突解决的内涵之一，而没有揭示冲突解决内涵的全部内容。事实上，冲突的解决不仅仅限于对是非曲直的判定，化解和消除冲突，实现受冲突所侵害的合法权益或者保证冲突所规避的法定义务得到实际履行，才是冲突“解决”的实质内涵。

如前所述，在很多情况下，司法裁判所确定的实体权益或者责任需要通过冲突主体的具体行为才能得以实现。然而，由于裁判不可能全部是冲突主体认同的结果，因此，在裁判的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因冲突主体主观意志上的对抗等原因而阻碍裁判实施的情况，由此又引发新的社会冲突。基于这种冲突同先前冲突的继起性，有理由将这种冲突称之为“二次冲突”。2“二次冲突”具有一般冲突的本质，亦即它同样体现着冲突主体对法律秩序和法律制度的不遵守。然而，与先前的冲突所不同的是，冲突主体所对抗的不仅是由实体法律关系所体现的一般性立法规定，而且还包括由诉讼裁判所体现的特定的司法要求。也就是说，“二次冲突”并不仅仅是先前冲突的延续，它还内含着对司法裁判权威的蔑视。因此，“二次冲突”具有更为强烈的反社会性。

然而，“二次冲突”的解决并不需要发动新的诉讼程序，这种冲突的解决是通过诉讼强制得以实现的。当冲突主体不按照诉讼裁判的要求作出某种行为或者不为某种行为时，法院就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其履行应为的义务。法院的强制措施不只是解决“二次冲突”，从而使先前的冲突得到最终解决，更重要的在于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因为司法权威的确立和存在是法律秩序得以确立和存在的基本要求与前提条件。

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作出以后，如果当事人不按照行政裁判的要求作出某种行为或者不为某种行为时，人民法院就有必要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其履行法定的义务。人民法院的强制措施不仅要解决行政诉讼引发的“二次冲突”，从而使先前的行政争议得到最终解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人民法院司法裁判的权威。

（二）行政裁判执行不力的消极后果

在微观层次上，行政裁判的执行直接关系到行政争议的最终解决；在宏观层次上，行政裁判的执行同法的实现与遵守进而同法律秩序的确立存在紧密关联。

行政诉讼裁判的执行不力将影响到“依法行政”原则的贯彻。因为对法律强制感受的淡漠将影响到行政诉讼当事人——不仅公民一方，特别是行政机关——的守法意识。行政裁判执行的效果不仅仅止于把立法所规定的具体法律责任强加于某一主体，更深层的价值在于弘扬立法的权威性、严肃性和不可违反性。当行政裁判流于空洞的宣言，其执行效果不能得到正常体现时，无疑会反过来大大弱化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观念。

行政诉讼裁判的执行不力将影响到行政诉讼制度的“社会安全阀”功能。如果行政裁判的权威性受到普遍的漠视，行政诉讼就很难成为行政争议主体——准确地说，主要是公民一方——的选择，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门可罗雀”的尴尬局面就会进一步恶化，从而导致行政诉讼制度作为一项政治制度的功能不能彰显，其作为“社会安全阀”宣泄机制的作用也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