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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内赠与撤销权行使限制

引言

婚姻关系中的财产流转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夫妻一方将个人财产或共同财产赠与另一方的情形，在现实中屡见不鲜——小到首饰、存款，大到房产、车辆，这些赠与行为既可能是表达情感的日常举动，也可能是解决家庭矛盾的补偿手段。然而，当婚姻关系出现裂痕时，赠与方常以“撤销赠与”为由要求返还财产，受赠方则主张“赠与已完成”拒绝返还，由此引发的纠纷成为婚姻家庭案件中的常见类型。

法律对婚内赠与撤销权的限制，本质上是平衡个人财产自由与婚姻身份关系稳定性的制度设计。它既要保护赠与人的财产处分权，避免因冲动赠与导致权益受损；也要维护受赠人的合理信赖，防止赠与行为因随意撤销而失去家庭伦理意义。本文将围绕婚内赠与撤销权的法律基础、具体限制情形及司法实践难点展开论述，揭示这一制度背后的价值考量与实践逻辑。

一、婚内赠与撤销权的法律基础

（一）婚内赠与的法律定性：一般赠与与夫妻财产约定的区分

婚内赠与的法律性质是讨论撤销权的前提。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婚姻关系中的财产处分可能涉及两种法律行为：一是一般赠与，二是夫妻财产约定。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是否对夫妻财产制进行“重新分配”。

一般赠与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单务法律行为。例如，丈夫将婚前购买的车辆登记在妻子名下，并明确表示“这是送你的礼物”，即属于典型的一般赠与。而夫妻财产约定则是双方通过书面协议，对婚前或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等作出约定，直接改变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内容。例如，双方签订协议约定“婚后购买的房产归女方个人所有”，这属于对财产制的约定，而非单纯的赠与。

区分二者的关键在于行为目的与形式要件。一般赠与通常是单方的、临时性的财产给予，无需书面形式；而夫妻财产约定是双方对财产关系的系统性安排，需以书面形式为要件（《民法典》第1065条）。若将婚内赠与错误定性为财产约定，可能导致撤销权完全丧失；反之，若将财产约定误作赠与，则可能破坏夫妻财产关系的稳定性。因此，准确界定法律性质是讨论撤销权限制的基础。

（二）任意撤销权的一般规则与婚内特殊性

根据《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除外。这是一般赠与中任意撤销权的核心规则。

然而，婚内赠与因发生在身份关系存续期间，具有特殊性：其一，赠与目的常与维持婚姻关系、补偿家庭贡献等身份因素绑定，带有道德义务属性；其二，财产权利转移可能与夫妻共同生活交织（如房产虽未过户但由双方共同居住），难以简单判断“权利是否转移”；其三，撤销赠与可能对家庭关系造成二次伤害，甚至影响子女抚养等衍生问题。因此，婚内赠与的撤销权行使不能完全套用一般赠与规则，需结合身份关系的特殊性进行限制。

二、婚内赠与撤销权的具体限制情形

（一）基于道德义务性质的限制：婚姻伦理的内在要求

婚姻关系以情感信任为基础，许多婚内赠与并非单纯的财产流转，而是包含对配偶付出的认可、对婚姻持续的期待等道德因素。例如，妻子因生育子女、照料家庭放弃职业发展，丈夫将婚前房产赠与妻子并表示“感谢你为家庭的牺牲”；或夫妻因矛盾分居后，一方为挽回婚姻将存款转至对方账户并承诺“好好过日子”。此类赠与虽无公益属性，却因与婚姻伦理紧密关联，具有道德义务性质。

根据《民法典》第658条，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不得任意撤销。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会从赠与目的、双方婚姻状况、家庭贡献等角度判断是否构成道德义务。例如，在某离婚纠纷中，丈夫以“婚后赠与妻子的首饰是为维系感情”为由要求撤销，法院认为该赠与基于配偶间的相互扶持义务，撤销将违背公序良俗，故不予支持。这一限制的核心在于，婚姻中的赠与不仅是财产行为，更是情感承诺，随意撤销会破坏婚姻关系的信任基础。

（二）已完成物权变动的限制：公示效力与信赖保护

物权变动是赠与完成的关键标志。对于动产，通常以交付为权利转移要件；对于不动产（如房产）、特殊动产（如车辆），则以登记为权利转移要件。若赠与财产已完成物权变动，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因“权利已转移”而消灭（《民法典》第658条）。

婚内赠与中，常见的争议点是不动产未过户但已交付的情形。例如，丈夫将婚前房产赠与妻子，双方签订赠与合同但未办理过户登记，后因离婚要求撤销。此时，法院需区分“赠与合同的效力”与“物权变动的效力”：赠与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房产所有权需登记后才转移。若未登记，赠与人仍可行使任意撤销权；但若已登记，则撤销权消灭。

值得注意的是，若赠与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一方擅自将共同财产赠与另一方，是否构成“无权处分”？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若一方未经对方同意将共同财产赠与配偶，可能因侵犯共有人权利而被认定为无效，但这与撤销权限制无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