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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的经济法制建设

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法制建设，起

始于清末新政时期，展开于民国初年，完成

于国民党政府时期。其中民国初年的经济法

制建设基本奠定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经

济法制体系，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且对

建立和维持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秩序，

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

义，这也反映了辛亥革命对中国资本主义发

展的推动作用。

一概况和特点

民国初年的经济法规建设起始于孙中

山领导下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但系统的制

订工作则是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成立

后才开始的。1912年5月14日，袁世凯命

令工商部：「从速调查中国开矿办法及商事

习惯，参考各国矿章、商法，草拟民国矿律、

商律，并挈比古今中外度量权衡制度，筹订

划一办法」1.此后，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

揆一和张謇任工商总长期内，开始系统地制

订经济法规。到了1921年，已颁布经济法

规四十多项，包括工商、矿冶、金融、权度、

农林、经济社团，引进外资和侨资等方面2.

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的初步完成

与清末新政时期颁布的经济法规相比，

民初的经济法制建设向前跨进了一大步。首

先，所颁法规种类比较齐全，内容较为详尽，

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清末所

颁的经济法规约计十余项3，其范围虽已涉

及新式工业、商业、矿业、铁路、银行和商

人社团，但其内容比较简略单薄，主要限于

新式企业和社团的创办手续和组织方式。民

初所颁的经济法规不仅在种类上已明显增

加，而且在内容上也比较周详全面。如商人

通例由清末的9条增至73条，公司条例由

清末的67条增至251条，矿业条例增至111

条，商会由清末的26条增至46条，等等。

这些法规不仅规定了企业和社团的创办手

续和组织方式，而且对其停闭、转让、纳税、

财务、分配、奖惩等方面也都有比较明确的

规定。总的来看，民初所颁的经济法规已包

括了社会经济的各主要部门，且不同程度地

涉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和政府经济管

理等领域。

中西结合，广采众议

其次，近代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资本主

义化国家，在制定经济法规时当然可以参考

先发资本主义化国家已有的经济法规，但只

有与中国的实际经济状况相结合，才能制订

出比较切实可行的经济法规，才具有较高的

科学性和可行性。清末经济法规的制订，由

于行之仓卒，订者无知，既没有很好地领会

西方经济法规的精神，也未及详细调查中国

的经济习惯，因此所颁经济法规的功能极其

有限。正如民国初年的一篇反映资产阶级意

见的文章所言：清政府虽「摹仿他人，颁布

一种商律，但是定法律的人没有法律思想，

也不明商业习惯，徒有规定，不能实施」4.

民初经济法规的制定则在参考西方有关法

规的基础上，较多地注意到了本国的经济状

况。其中最为重要的《商人通例》和《公司

条例》，系根据清末各商会所商讨拟订的《商

律总则》和《公司律》草案而制订的。

1907-1909年，上海商务总会、商学会和预

备立宪公会受清政府委托，开展商业习惯调

查和商法修订工作。他们「延聘通晓法律之

士，调查各国法理，证以中国之商习惯，历

二年之久」，召开两次全国商会商法讨论会，

最后与农工商部一起修订了以上二律，并由

农工商部呈请资政院审议颁发，后因辛亥革

命爆发而未及颁行。民国成立，张謇出任农

商总长后，「即邀原起草员来京，复加审视，

修正十余条」，呈请袁世凯交付国会议决公

布5.因此，该二律的制订具有广泛的社会基

础，颁布后颇受工商界的欢迎。其它经济法

规的制订也比较广泛地征求了工商界的意

见，在1912年11月召开的全国工商会议上，

工商界代表对公司注册章程、商标法、特许

法、矿业章程、权度法、商会法、保息法都

提出了许多建议和要求，后来工商部在制订

经济法规时均有多少不同的采纳6.

法规修订更照顾资产阶级利益

第三，较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如果说经济法规的制订以商业习惯为出发

点已经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话，那么根

据工商界的要求对已颁法规作修改则更进

一步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这一方面，

最典型的事例是《商会法》的修订。1914年

9月12日，民国政府颁布《商会法》。各商

会对新颁《商会法》不尽满意，提出了不少

修改意见，尤其是对取消总商会、全国商会

联合会和行文程序把各商会视为同级政府

机关下属组织，表示强烈反对，坚决要求

正。从《商会法》颁布后到1915年4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