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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史料集锦

资源1：在中国的古代史上，出现了几个影响深远的“治世”时期。所谓“治世”，主要是指国家治理的一种理想形态，侧重于国家治理的水平，强调行帝道王道，主要特征是政治风气良好，社会秩序稳定，百姓对国家政权充满信心。“治世”，和帝道王道一样，是兼有政治观念和历史时代双重意义的概念。治世的时代所指应该是较为明确的，除了尧舜之时、周之成康外，汉之文景，唐之贞观，被公认是历史上典型的治世。“文景”“贞观”两个“治世”时期，当时的社会经济虽不是高度繁荣，甚至还比较“荒俭”，但社会安定，政治清明，阶级矛盾相对地比较缓和，为以后大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如《汉书·景帝纪》赞曰：“周秦之敝，同密文峻，而好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吴兢在《贞观政要》中也发出了“此皆古昔未有也”的感慨。

——裘成、齐陈骏：《试论中国古代“治世”的经济成园及其当代价值——以“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为例》

载《学术交流》，2007年第2期

资源2：贞观七年，唐太宗和秘书监魏征漫谈自古以来的治理国家的得失，就说：“如今大乱之后，不能急于实现大治。”魏征说：“不对。大凡人在危难困苦的时候，就忧虑死亡，忧虑死亡就盼望天下太平；盼望天下太平，就容易进行教化。因此大动乱之后容易教化，正像饥饿的人对饮食容易满足。”太宗说：“贤明的人治理好国家需要百年之久，才能消灭残虐，废除杀戰。大乱之后，要想大治，怎可在短期内做到呢？”魏征说：“这话是对一般人说的，并不能用在圣明的人身上。如果圣明的人来施行教化，上下同心，人们就会像回声那样迅速响应，事情不求快也会很快推行，做到一年工夫就见成效，看来并非难事，三年成功，还该说太晚了。”太宗认为魏征说得对。封德彝等人对太宗说：“夏、商周三代以后，百姓日渐浮薄奸诈，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治国，汉朝以仁义杂用刑法治国，都是想教化好百姓，但没有成功，怎么会可以教化而不去做呢？如果相信了魏征的话，恐怕要败乱国家。”魏征说：“五帝、三王治国并没有把百姓掉换过就能把他们教化好，施行帝道就成其为帝，施行王道就成其为王，关键在于当时治理者施行教化而已。这请看古书上的记载，就可以知道。从前黄帝与黄尤作战七十多次，乱得已很厉害，而打胜以后，就能很快太平起来。九黎作乱，颛顼出兵征讨，平定以后，仍不失其为治世。夏桀昏乱淫虐，商汤把他赶走，在汤统治之时就实现了太平。商纣专干无道的事情，周武王便起兵讨伐到他儿子周成王在位时，也实现了太平。如果说百姓日渐浮薄奸诈，再也不会纯朴，那到现在都应变得和鬼魁一样，还能施行教化吗？”封德彝等人想不出什么话来辩驳，可是还认为魏征的话行不通。太宗坚持推行教化，毫不懈怠，几年时间，天下康复安定，突厥被打败臣服，因而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颇有异议，认为当今必不能搞帝道、王道只有魏征劝我推行。我听了他的话，不过几年，就做到中原安宁、边远的外族臣服。突厥从来就是中原的强敌，如今突厥的首领却佩刀值宿禁卫，部落也跟着穿戴中国衣冠。使我取得这样的成就，都是魏征的功劳。”又回头对魏征说：“玉虽有美好的本质，但藏在石头里，没有好的工匠去雕琢研磨，那就和瓦块碎石没有区别。如果遇上好的工匠，就可以成为流传万代的珍宝。我虽没有好的本质被你雕琢研磨，多亏你用仁义来约束我，用道德来光大我，使我能有今天这样的功业，你也确实是一个良好的工匠啊。”

——裴汝诚、王义耀：《贞观政要选译》22~24页

成都：巴蜀书社，1990

资源3：俗语云，伴君如伴虎。李世民为一朝天子，臣子进谏，若恼了圣上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自信豁达若李世民，是如何鼓励臣下进谏的呢？

让提意见，也不能无中生有乱提，可提不出来志么办呢？将军常何没文化，对这事一帝让

一是唐太宗经常发布要求大家献言献策的命今，四品以上都要提，不提还不行。皇帝让提意见，也不能无中生有乱提，可提不出来怎么办呢？将军常何没文化，对这事一筹莫展。他家有个房客叫马周，是一个文人。常何就求他，说你帮我给皇帝、朝廷提点意见。马周满腹经纶，哗哗哗地写了二十多条。这意见以常何的名义呈上，皇帝一看，常何的文章写得真不错，问题提得也好，就对常何说，真是没想到，原来你深藏不露啊。常何就实话实说，那根本不是我写的，那是我们家房客马周写的。皇帝赶快派人请马周，派人去了，不到，再请，还不到，再接着请，李世民非要尽快见到这个人。后来马周来了，跟皇帝深夜恳谈。马周做事漂亮，他提出了不少建议，改善了长安的环境。他官越当越大，后来一直官至中书令，就是皇帝的秘书总长。

二是强化谏官功能。谏官是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官员：包括谏议大夫、左右拾遗、左右补阙等。谏议大夫官职为正五品上，他的责任是“侍从賛相，规谏讽喻，就是跟在皇帝身边，提出赞同或者反对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