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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正当防卫认定

引言

正当防卫作为刑法中一项重要的权利保障制度，既是公民面对不法侵害时的“自卫盾牌”，也是司法实践中判断行为合法性的“价值标尺”。它不仅关系到个体权益的即时保护，更承载着社会对“以正对不正”朴素正义观的认同。近年来，随着“昆山反杀案”“涞源反杀案”等典型案例的公开讨论，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在法律框架下准确界定正当防卫的边界，既避免“防卫过当”的错误追责，又防止“防卫权滥用”的道德风险，是刑法理论与实践共同面临的课题。本文将从立法沿革、认定标准、实践困境与完善路径等维度展开分析，以期为正当防卫的准确适用提供参考。

一、正当防卫制度的立法演进：从限制到激活的逻辑脉络

正当防卫制度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其立法表述的调整与司法理念的转变，折射出法治进步中对“权利保护”与“社会秩序”的动态平衡。

（一）1979年刑法：谨慎保护下的制度雏形

我国1979年刑法第17条首次对正当防卫作出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一规定确立了正当防卫的基本框架，但“必要限度”的模糊表述和“不应有的危害”的主观判断，导致司法实践中对防卫行为的认定趋于保守。例如，早期司法案例中，即使防卫人面对持刀攻击，若反击造成侵害人重伤或死亡，往往被认定为“超过必要限度”，这种“唯结果论”的倾向使得正当防卫的实际适用率较低，被戏称为“沉睡的条款”。

（二）1997年刑法：权利激活的制度突破

针对1979年刑法的实践困境，1997年刑法对正当防卫条款进行了重大修改。一方面，明确“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第20条第2款），将“必要限度”调整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增加“重大损害”的结果要件，降低了防卫过当的认定门槛；另一方面，增设“特殊防卫权”（第20条第3款）：“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一修改旨在纠正“唯结果论”的偏差，强调对防卫人权益的倾斜保护，被视为正当防卫制度的“激活键”。

（三）新时代的司法回应：从立法完善到实践落地

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法治意识的提升，正当防卫的适用争议并未完全消失。“于欢案”“昆山反杀案”等引发舆论关注的案件，暴露出司法实践中对“不法侵害正在进行”“防卫意图”等要件的理解仍存在分歧。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和一批典型案例，进一步细化认定标准。例如，《指导意见》明确“不法侵害的紧迫性”是判断防卫必要性的核心，强调“应当立足防卫人在防卫时的具体情境，设身处地考虑防卫人面临的紧急状态和心理压力”，推动司法理念从“事后理性人”向“事中普通人”转变。

二、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五要件的体系化解析

正当防卫的准确认定，需以刑法条文为基础，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境，对“前提、时间、对象、主观、限度”五大要件进行体系化审查。

（一）前提条件：现实的不法侵害存在

正当防卫的启动，以“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为前提。这里的“不法侵害”需满足三个特征：其一，具有违法性，即侵害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如殴打、抢劫等），但不要求侵害者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如精神病人的攻击行为仍可视为不法侵害）；其二，具有客观性，侵害行为必须实际存在，而非防卫人主观臆测。若防卫人因主观错误（如误认合法行为为侵害）实施“防卫”，则构成“假想防卫”，可能承担过失或意外事件的责任；其三，具有可侵害性，侵害对象通常为人身、财产等具体法益，单纯的言语威胁（如“我要打你”）若未转化为现实行为，一般不视为不法侵害。

例如，某小区内，张某因琐事与李某发生口角，李某声称“半小时后带刀来砍你”，随后离开。张某因恐惧提前前往李某家中持刀将其刺伤。此案例中，李某的言语威胁尚未转化为现实的不法侵害，张某的行为不满足前提条件，属于“事前防卫”，不构成正当防卫。

（二）时间条件：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正在进行”是指不法侵害已着手实施且尚未结束，这是区分正当防卫与“事前防卫”“事后防卫”的关键。判断“开始时间”需结合侵害行为的具体方式：对于暴力型侵害（如持刀攻击），侵害行为的“着手”通常表现为工具的使用（如举刀欲砍）；对于非暴力型侵害（如盗窃），“着手”表现为对财物的实际控制（如伸手掏包）。判断“结束时间”则需考虑侵害行为是否已丧失继续实施的可能性，例如侵害者已被制服、逃离现场或主动停止侵害。

实践中常见的争议点在于“持续侵害”的时间认定。例如，甲对乙实施殴打，乙反击后甲暂时停止，但声称“等会再收拾你”并转身离开。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