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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法视角论我国探望权制度的立法完善与创新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近年来，我国离婚率呈持续上升趋势，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社会家庭结构的变化，也带来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法律问题。探望权制度作为婚姻家庭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其重要性愈发凸显。离婚率的上升使得更多家庭面临解体，子女往往成为父母离婚的直接影响对象。探望权的设立旨在保障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与子女保持联系、交流和互动的权利，这对于子女的身心健康成长、维护家庭关系的和谐稳定以及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从子女权益的角度来看，父母离婚后，子女与不直接抚养自己的一方保持密切的亲情联系至关重要。稳定且持续的探望关系能够让子女感受到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减少因家庭破裂而产生的孤独感、被遗弃感等负面情绪，有助于子女建立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和人格发展。相关研究表明，在父母离婚后，能够正常行使探望权并保持与子女良好互动的家庭中，子女在学业成绩、心理健康以及社交能力等方面都表现得更为出色。例如，一项针对离异家庭子女的长期跟踪调查发现，那些经常与非抚养方父母见面交流的孩子，在面对生活挫折时，心理调适能力更强，更容易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从家庭关系的层面而言，探望权的有效实施有助于缓解离婚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当父母能够就探望权的行使达成共识并顺利执行时，不仅能够减少因探望问题引发的新纠纷，还能为子女营造一个相对和谐稳定的家庭氛围，促进家庭关系的重构和良性发展。在一些实际案例中，因探望权纠纷引发的父母之间的激烈冲突，不仅给子女的心灵带来了巨大创伤，也对整个家庭关系造成了难以修复的破坏。而通过合理的探望权安排，父母双方可以在子女的成长过程中继续发挥各自的作用，共同承担起抚养教育子女的责任，这有利于维护家庭的整体性和延续性。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国探望权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却面临着诸多困境。法律规定的模糊性使得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明确的标准和指导，导致法官在裁判时自由裁量权过大，不同地区、不同法院对于相似案件的判决结果存在差异，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探望权的执行难度较大，部分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出于各种原因，如情感对立、报复心理等，故意阻碍另一方行使探望权，而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又面临着诸多困难，如执行措施有限、执行成本较高等，使得探望权往往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损害了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合法权益，也对子女的成长和家庭关系的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深入研究我国探望权制度，借鉴域外国家的先进经验，提出完善我国探望权制度的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内，学者们对探望权制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建议。在制度问题方面，众多学者指出，我国探望权制度存在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缺乏明确具体的行使方式和时间安排等问题，这使得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判断探望权的行使时缺乏清晰的标准，导致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对于探望的频率、时长以及地点等关键问题，法律未作详细规定，使得当事人和法官在具体操作中无所适从。探望权主体范围狭窄也是一个普遍被关注的问题。现行法律将探望权主体主要限定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而对于未离婚但分居、非婚生子女的父母以及祖父母、外祖父母等其他近亲属的探望权规定不够明确，在实际生活中，这些主体与子女往往有着深厚的感情联系，他们的探望权需求在法律上得不到充分保障。在探望权的执行方面，学者们认为存在执行难的困境，主要原因包括执行措施缺乏针对性、执行监督不到位以及直接抚养方的不配合等。

针对这些问题，国内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建议。在立法层面，建议明确“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并将其作为探望权制度的核心指导原则，在确定探望权的行使方式、时间以及中止恢复等问题时，充分考虑子女的利益和意愿。扩大探望权主体范围，将未离婚但分居的父母、非婚生子女的父母以及与子女感情深厚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等纳入探望权主体范畴，以满足现实生活中多样化的探望需求。在执行方面，建议建立专门的探望权执行机制，加强执行力度，如设立执行监督人，对探望权的执行过程进行监督，确保探望权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同时，加大对拒不执行探望权判决行为的惩处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在国外，许多国家对探望权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早，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美国的探望权制度强调“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在确定探望权的行使时，法院会综合考虑子女的年龄、意愿、父母的抚养能力和条件以及家庭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在执行方面，美国各州制定了详细的法律规定和救济措施，如当一方拒绝另一方行使探望权时，法院可以采取修改探望令、弥补被阻碍的探望期间、命令在第三人或公立机构监督下探望、对拒不执行的一方处以藐视法庭令等措施。英国的探望权制度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