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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干股行为的法律剖析与治理路径探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环境的日益复杂，腐败现象呈现出多样化和隐蔽化的趋势。收受干股作为一种新型的腐败方式，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在现实中频繁发生。收受干股行为不仅严重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原则，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使得资源无法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则进行合理配置，还对经济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干扰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行为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让公众对政府的廉洁性和公正性产生怀疑，侵蚀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基础。

从实际案例来看，诸多官员因收受干股而落马。如四川省威远县委原常委、县总工会原主席李磊，就以“投资分红”“干股获利”“感谢费”等形式，收受他人所送人民币共计1267.3万元；西藏自治区原工商局党委书记、副局长赵世军收受请托公司赠送的价值2492万余元的干股。这些案例表明，收受干股行为不仅涉及金额巨大，而且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深远。它破坏了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使得一些企业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不惜通过向官员赠送干股的方式来拉拢关系，从而排挤了那些真正有实力、守规矩的企业，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收受干股还容易导致官员与企业之间形成利益同盟，使得官员在行使权力时，不是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为了维护自身和相关企业的利益，滥用职权，为企业谋取不正当利益，甚至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严重污染了区域政治经济生态。因此，深入研究收受干股问题，对于打击腐败行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经济健康发展以及提升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对于收受干股这类腐败行为的研究，多从廉政制度建设、法律规制以及权力监督等角度展开。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完善的法律体系和严格的监管机制，对公职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有效遏制了收受干股等腐败现象的发生。例如，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对企业和个人在商业活动中的行贿受贿行为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包括对收受干股等隐蔽性贿赂行为的打击。在廉政制度建设方面，国外注重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利益冲突等进行严格审查，从源头上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

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收受干股问题也给予了广泛关注。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围绕收受干股的法律认定、犯罪构成、数额计算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一些学者认为，收受干股应以受贿罪论处，在认定时应综合考虑行为人是否利用职务便利、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以及干股的实际价值等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对于收受干股行为的新特点和新趋势研究不够深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收受干股的方式和手段日益复杂多样，如通过“夹层”公司、代持人等设置“防火墙”，使得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难以完全适应新的形势。另一方面，在跨学科研究方面还有待加强，收受干股问题涉及到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进行深入分析，而目前的研究在这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欠缺。本文将针对这些不足，从多维度对收受干股行为进行深入剖析，以期为打击收受干股腐败行为提供更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剖析收受干股行为。案例分析法是其中之一，通过收集和整理大量典型的收受干股案例，如广东省深圳市发改委能源与循环经济处原处长李镭“不收现金收股权”，多次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企业成功申报政府扶持资金和政府投资项目，事后从有关公司处低价购买原始股或者直接收受干股，并精心设计由行贿人或家属朋友代持，最终获利数百万元的案例。对这些案例进行详细分析，深入探讨收受干股行为的特点、手段以及法律认定等问题，从实际案例中总结经验教训，为理论研究提供实践支撑。

文献研究法也是本文重要的研究方法。通过广泛查阅国内外关于收受干股以及相关腐败问题的法律法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等文献资料，梳理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了解现有研究的成果和不足，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研究思路。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不仅关注国内的研究动态，还积极借鉴国外在廉政建设、法律规制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为解决我国收受干股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

比较分析法同样不可或缺。对国内外关于收受干股的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以及监管机制等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