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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饮水工程纠纷

引言

农村饮水工程是保障农民基本生存权益的民生工程，更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活富裕”目标的重要支撑。从早年的“吃水难”到如今的“喝好水”，我国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已实现质的飞跃，但在工程建设、运行维护、管理服务等环节，仍不可避免地衍生出各类纠纷。这些纠纷既涉及村民之间的利益博弈，也反映出工程建设主体与受益群体的权责矛盾；既可能因历史遗留问题引发，也可能由新型管理模式的适应性不足导致。深入探讨农村饮水工程纠纷的表现形式、形成机制与化解路径，不仅是解决农民“急难愁盼”问题的现实需求，更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一、农村饮水工程纠纷的主要类型

农村饮水工程纠纷的表现形式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和阶段性特征，根据纠纷主体、矛盾焦点的差异，可大致分为四类典型形态。

（一）水源权属纠纷：资源争夺的“老问题”

农村饮水工程的水源多依赖地表水（如山塘、溪流）或地下水（如机井、泉水），这些自然水源的权属界定往往模糊。例如，相邻两个行政村可能共享同一处山泉水，历史上通过“分时段取水”或“按人口分配”的传统习惯维持平衡，但随着人口增长、农业灌溉需求增加，原有的分配规则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双方常因“取水顺序”“管道铺设位置”等问题爆发冲突。更复杂的情况是，当水源地涉及林地、耕地等其他土地权属时，纠纷可能从单纯的用水权扩展至土地承包经营权，导致矛盾升级。曾有某山区村庄因新建蓄水池需占用邻村集体林地，双方因补偿标准无法达成一致，从口头争执演变为群体对峙，最终需县级政府介入协调。

（二）工程质量纠纷：建设隐患的“显化表现”

部分早期建设的农村饮水工程受限于当时的资金、技术条件，存在设计标准低、施工质量差等问题。例如，采用劣质塑料管材导致长期使用后破裂漏水，或未做防渗透处理的蓄水池因地基沉降出现裂缝，直接影响供水稳定性。近年来随着“城乡供水一体化”推进，部分地区将农村饮水工程纳入城镇管网延伸项目，但因农村地形复杂、管网覆盖分散，若施工方未严格按设计规范操作（如管道埋深不足、接口密封不严），可能导致冬季冻裂、雨季污水倒灌等问题。村民发现水质浑浊、水压不足等问题后，常因“找不到责任主体”陷入困境——施工方以“验收合格”为由推脱，乡镇政府称“已移交村级管理”，村级组织则表示“无技术能力维修”，最终演变为村民与管理方的对立。

（三）管理责任纠纷：权责不清的“运行痛点”

农村饮水工程的管理涉及“建、管、用”多个环节，责任主体包括县级水利部门、乡镇政府、村委会、用水户协会等，但实际运行中常出现“多头管理”或“无人负责”的情况。例如，部分地区推行“以村为单位”的自主管理模式，由村委会聘请水管员负责收费、维修，但水管员多为兼职，缺乏专业培训，遇到管道堵塞、设备故障等问题时处理不及时；若村民拖欠水费，水管员因无强制收费权，可能选择断水，引发矛盾。另一种常见情况是“重建轻管”，工程竣工验收后，县级部门将管理权下放至村，但未配套相应的维修基金和技术指导，导致小型故障长期积压，村民对管理方的信任度逐渐降低。某平原地区村庄曾因连续三个月供水时断时续，村民集体到乡镇政府上访，调查发现是村级水管员未定期清理沉淀池淤泥，而乡镇水利站未履行监管职责，最终责任认定成为纠纷焦点。

（四）利益分配纠纷：新型模式的“适应挑战”

随着农村饮水工程市场化改革探索，部分地区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运营（如BOT模式），或推行“计量收费+阶梯水价”等新型管理方式，由此产生的利益分配矛盾逐渐显现。例如，社会资本方为追求投资回报，可能提高水价或缩减维护成本，而村民习惯了“低收费甚至免费”的传统模式，对涨价难以接受；若合同中未明确“成本监审”“价格调整机制”等条款，双方易因“水价是否合理”发生争执。此外，在“联村供水”模式中，人口多、用水量大的村与人口少、用水需求低的村常因“管网维护费用分摊比例”产生分歧，前者认为“用得多但维护责任更重”，后者则觉得“未充分受益却要平摊成本”，这种基于利益差的矛盾若处理不当，可能演变为村际对立。

二、农村饮水工程纠纷的成因分析

农村饮水工程纠纷的产生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既与工程本身的公共属性相关，也反映出基层治理体系的短板，需从制度、技术、观念三个层面深入剖析。

（一）制度层面：规范缺失与执行偏差

农村饮水工程的制度框架主要包括建设标准、管理办法、纠纷调解机制等，但部分规定存在“笼统化”“滞后性”问题。例如，国家层面虽出台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办法》，但对“小型分散工程”的产权界定、维修资金筹集等细节未作具体规定，导致基层操作时缺乏依据；部分省份虽制定了地方性法规，但在“跨行政区域水源管理”“社会资本参与边界”等领域仍存在制度空白。此外，制度执行中的“选择性落实”现象突出：部分地方重工程建设指标完成，轻后期管理考核，对村级管理组织的监督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