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扎根”方法在老年群体诈骗被害预测中的应用：基于CHAR.docxVIP

“计算扎根”方法在老年群体诈骗被害预测中的应用：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高发多发态势，尤其是不法分子利用老年群体在信息甄别、风险识别及防范能力上的弱势，将诈骗伪装成养老服务、保健品销售或理财投资等形式，使老年群体逐步成为诈骗犯罪的主要目标。针对这一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国家加大了法律与政策层面的治理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以下简称《反电诈法》）于2022年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策略由事后惩治向前端预防与控制转型。1]《反电诈法》的出台不仅加大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与治理力度，也明确了对包括老年群体在内的高风险群体的特殊保护原则。《反电诈法》第8条明确规定，有关部门应当“结合电信网络诈骗受害群体的分布等特征，加强对老年人、青少年等群体的宣传教育，增强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的针对性、精准性”。这一条款不仅凸显了老年群体在诈骗犯罪防范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也表明法律层面已认识到不同群体被害风险的差异性，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因此，深入探讨老年群体的诈骗被害风险因素，不仅有助于揭示老年群体被害的具体机制，也能为精准制定防范策略提供实证支持，使《反电诈法》的相关规定更具实效性和可操作性。

关于老年群体诈骗被害风险，已有研究主要从人口学、经济学、老年学、社会学和犯罪学等多个学科展开讨论，重点考察个体特征、财务状况、认知能力、日常活动模式及重复被害机制等因素的作用。尽管这些研究为理解老年群体诈骗被害的成因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但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绝大多数实证研究基于“理论先行—数据验证”的定量研究框架，采用假设演绎逻辑和相关或回归模型等量化方法来分析某些风险因素与老年群体诈骗被害之间的相关性。然而，较少有研究深人探讨这些风险因素的“预测力”或效应大小。尽管这些研究能够发现风险因素与诈骗被害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但对其实际影响力或预测能力的评估相对不足。其次，受限于学科背景，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某一特定领域的变量对老年群体诈骗被害的影响，或基于某一领域的理论提出相应的假设，并通过数据验证这些假设。然而，较少有研究横向比较不同领域风险因素的贡献大小，进而识别出对老年群体诈骗被害影响最为关键的因素。最后，大多数研究假设风险因素与诈骗被害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然而这种假设可能无法充分反映风险因素与诈骗被害之间的复杂作用机制。

基于此，本研究利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HealthandRetirementLongitudinalStudy，CHARLS）数据，[2]综合考察各领域的风险因素，重点探讨其预测能力。本研究采用数据驱动的“计算扎根”方法，[3]构建全面的诈骗被害预测模型，量化各个风险因素与诈骗被害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横向比较不同领域风险因素的相对影响力，旨在识别出最关键的因素，为未来诈骗被害的精准预测提供依据。此外，本研究通过沙普利值（ShapleyAdditiveExplanations，以下简称“SHAP值”）解释方法，深入分析各风险因素与老年群体诈骗被害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

二、文献综述

（一）老年群体诈骗被害的风险因素

近年来，学界围绕老年群体的诈骗被害风险展开了多学科研究，涉及人口学、经济学、老年学、社会学及犯罪学等领域。研究主要探讨个体特征、财务状况、心理认知能力、日常活动模式及重复被害机制对诈骗风险的影响，并逐步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框架和实证基础。

其一，人口特征在诈骗被害风险中有着重要影响。研究表明，年龄、性别及受教育程度均与诈骗风险密切相关。一般而言，低龄和中龄老年人由于身体状况较好，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频率较高，因此暴露于诈骗环境的可能性更大，而高龄老年人因行动受限，相对较少接触诈骗信息，受害风险较低。4]此外，性别也对诈骗受害风险产生影响，老年女性更容易成为诈骗、盗窃等犯罪的目标。与此同时，受教育程度也影响老年人的诈骗易感性。5]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因认知水平较低、迷信观念较重、维权意识薄弱，更容易受到诈骗分子的诱骗。

其二，财务状况和资产结构等经济因素也对诈骗风险具有显著影响。研究发现，具有较高财产积累或养老金支持的老年人更容易成为金融诈骗的目标，尤其是在养老投资、保健品销售等领域。此外，关于收人水平与诈骗风险的关系，James等人的研究表明，诈骗易感性与收人水平呈负相关，即收入越高的个体对诈骗的防范能力更强。7」但Reyns的研究则发现，高收入者的诈骗损失概率更高，可能是因为其有更多可供诈骗分子获取的资金。8]

其三，老年学与社会学研究强调心理认知能力及社会支持网络在诈骗被害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老年人受骗风险显著增加，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会削弱个体的风险防范意识。9]Lichtenberg等人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