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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法律体系的形塑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正式向世界宣布了中国的“双碳”目标，即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目标）。1]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工作意见》）也提出，应当全面清理现行法律法规中与“双碳”目标不相适应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专门的法律。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要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建成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碳市场”［2]由此可见，尽快完善“双碳”目标法律体系不仅是我国绿色发展以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更是推进我国碳市场建设的应有之义。

客观地讲，现有法律体系尚未完善，很难满足“双碳”目标实现的诉求。从形式法治视角看，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等法律规范以及相关的政策性文件可以为“双碳”目标提供一定的支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双碳”法律体系已经完成构建。当前，构建我国的“双碳”法律体系还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完成“双碳”法律体系构建必要性的证成。简言之，即为何要建构“双碳”法律体系。这一问题的回答势必要对既有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有着较为理性的认知。二是怎么构建“双碳”法律体系。解答该问题是“双碳”法律体系从应然走向实然的必要条件。三是形塑“双碳”法律体系应当从哪些方面入手，以及是否需要建构与之相匹配的外在法律制度。有鉴于此，本文将在问诊现有法律体系困境的基础上，完成“双碳”法律体系构造的正当性论证，并对“双碳”法律体系的前瞻性构造给出具体建议。

二、碳达峰碳中和法律规制的困境

“双碳”目标的实现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工程，它既要求以法治化的方式对“双碳”目标进行顶层设计，也要求构建与之相配的法律制度。唯有此，方能保障“双碳”目标顺利实现。就现实而言，既有法律体系难以实现这一要求，因其具有以下困境。

（一）“双碳”法律规范供给的不平衡

“双碳”法律供给与制度设计理应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共同致力于“双碳”目标的实现。3」然而，从“双碳”法律的供给需求来看，无论我国“双碳”立法供给还是制度建构都十分缓慢，无法满足多元主体的低碳绿色发展以及利益保护的诉求。这种“双碳”法律体系供需的失衡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方面。

1．公众“双碳”法治期许与传统法律规范供给的矛盾

“双碳”目标是一种新的社会图景，它是以新兴的、理性的、现代化的眼光重新审视既有的社会发展模式。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已经走人僵局，亟待探寻新的出路。尤其是随着全球化深人扩展，生态环境问题的呈现也打破了区域边界，生物多样性锐减、臭氧层空洞、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给人类的生产敲响了警钟。4]因此，在逻辑构造上，“双碳”目标的落脚点在于人与社会发展模式（或者经济结构）的关系，以法律法规和环境政策等为主要手段，通过制度建设将“双碳”意蕴予以落实。5］在此过程中，公众对“双碳”目标的法治期许正是推动“双碳”法治发展的源动力。基于此，公众不免对“双碳”目标抱有更多的期待，寄希望于“双碳”目标为美好生活带来更多可能性。然而，传统的法律规范供给范式很难满足公众的期待：其一，“双碳”目标在既有规则制约下泛化和异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为例，第2条明确规定，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6]虽然这一规定与“双碳”的内在价值具有高度契合性，但是，无论是继续沿用现有原则性的规定还是通过传统的漏洞填补或者类推适用等方式都无法有效地实现法律续造。其二，传统法律规范与“双碳”基本要求是相互背离的，无法有效地解决“双碳”目标所导致的“不公正”“不平衡”等风险。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以下简称《矿产资源法》）为例，它主要是聚焦于矿产资源的勘察、开发和利用等过程，普遍缺乏对“双碳”理念的回应。同时，随着“双碳”工作的推进，其导致的“科林格里奇困境”是不可避免的。以能源转型为例，能源结构转变和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主要内容之一。然而，任何技术革新和升级都容易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失衡的风险。能源转型所导致的资源聚集效应、社会覆盖面不均衡等诸多问题也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现有法律规范在解决此方面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

2．“双碳”法治发展与现实需求不匹配在“双碳”目标下，如何为之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和法治保障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从法律技术来看，这既需要宏观层面上的法律框架、管理体制等设计，还需要将其转换为具体规则，以此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