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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想称这届政府“亡国”内阁

一、“亡国”之论的直接导火索：疯狂发债的补充预算

2025年11月28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批准了一份引发广泛争议的2025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高达18.3034万亿日元（约合8311亿元人民币）的财政计划中，竟有11.696万亿日元需通过新发国债筹措。这一“以债养债”的激进操作，在一周后被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著名社会学者上野千鹤子在社交平台X上直指：“真想把高市内阁称为‘亡国’内阁。”

这份补充预算的“疯狂”之处，首先体现在债务依赖的比例上。18.3万亿日元的总规模中，新发国债占比超过63%，这意味着日本政府每花100日元，就有63日元是借来的。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临时性应急支出，而是被高市内阁定义为“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举措。然而，政策尚未通过国会审议，已引发日本媒体和经济界的普遍忧虑——国债收益率上扬可能推高政府融资成本，日元贬值将加剧输入性通胀，物价持续上涨则直接冲击民生，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更面临多重考验。上野千鹤子的尖锐批评，正是对这种“饮鸩止渴”式财政操作的直接回应。

二、财政危机的历史积弊与现实困局

“亡国”之论绝非空穴来风，它折射出日本财政问题的长期积弊。作为全球政府债务率最高的主要经济体，日本的国债规模早已突破“危险红线”。截至2024年底，日本国债总额已超1200万亿日元，占GDP比重超过260%，远超国际公认的60%警戒线。过去30年，从“泡沫经济”崩溃后的刺激政策，到安倍经济学的量化宽松，日本政府始终依赖发债维持财政运转，形成了“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

高市内阁的补充预算，本质上是这种债务依赖的极端化延续。历史数据显示，日本2020年至2024年的补充预算中，新发国债占比平均为52%，而此次11.7万亿日元的发债规模不仅刷新了近五年纪录，更将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此前已多次警告，日本若继续维持高债务扩张政策，可能引发市场对其偿债能力的信任危机，进而导致国债抛售、利率飙升的“财政悬崖”。上野千鹤子的批评，实则是学界对这一危机逼近的预警——当政府财政连“借债度日”都难以为继时，“亡国”之忧便不再是危言耸听。

三、政策短视背后的政治逻辑与社会代价

高市早苗为何坚持推行高债务的补充预算？表面看是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2025年日本GDP增速预计仅为0.8%，核心CPI同比上涨3.2%，内需疲软与通胀高企并存。但深层逻辑更指向政治考量——通过短期财政刺激提升民意支持率，为即将到来的参议院选举铺路。这种“政治优先于经济”的决策逻辑，暴露了日本政坛“重短期政绩、轻长期责任”的治理顽疾。

然而，政策短视的代价最终由社会承担。日元贬值导致进口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2025年11月日本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同比下降2.1%，其中低收入群体的食品支出占比已超35%；国债收益率上升推高企业融资成本，中小企业破产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加14%；更严重的是，金融市场对日本财政健康度的担忧持续升温，2025年12月第一周，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155:1的34年新低，外资持有日本国债的比例降至10.2%的历史低位。上野千鹤子所谓的“亡国”，并非指领土丧失，而是指向政府因政策失当导致的“国家治理能力崩溃”——当财政、经济、民生链条相继断裂，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基础将被彻底动摇。

四、“亡国”批评的警示意义与日本未来之问

上野千鹤子作为日本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其“亡国”之论绝非情绪化表达，而是基于对日本财政、经济、政治生态的深刻观察。这一批评的意义，不仅在于揭露当前补充预算的风险，更在于叩问日本的发展方向：当“积极财政”异化为“债务依赖”，当短期政治利益凌驾于国家长远利益，这样的治理模式是否还能带领日本走出困境？

日本需要的，是一场触及根本的财政改革。一方面，必须约束无节制的发债行为，建立债务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平衡机制；另一方面，需推动结构性改革，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税基、优化社会保障支出等方式，从根本上改善财政状况。更关键的是，政治人物需跳出“选举周期”的思维局限，以“对下一个世代负责”的态度制定政策。正如上野千鹤子在批评中隐含的期待：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政府，不应让子孙后代为当前的债务狂欢买单。

从“亡国”之论到政策反思，日本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是继续在债务扩张的道路上狂奔，还是直面积弊、痛下决心改革？这不仅关系到日本自身的经济命运，更将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上野千鹤子的批评，既是一记警钟，也是一次契机——希望日本能借此清醒，重新找回“负责任”的治理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