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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违约后继续履行权利

引言

合同作为市场经济的“润滑剂”，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重要法律工具。当一方违反合同约定时，如何通过法律手段修复被破坏的交易关系，既是维护守约方权益的核心问题，也是保障市场秩序稳定的关键。在违约救济体系中，“继续履行”因其直接实现合同目的、避免交易成本浪费的特性，成为区别于损害赔偿、解除合同等救济方式的特殊选择。本文将围绕“合同违约后继续履行权利”这一主题，从法律依据、适用条件、限制因素及完善路径等维度展开深入探讨，以期为理解这一制度的实践价值提供参考。

一、合同违约后继续履行权利的法律依据与制度定位

合同违约后的继续履行权利，并非源于当事人的任意主张，而是由法律明确赋予的救济手段。其制度设计既体现了对“合同严守”原则的坚守，也在现代民法价值体系中找到了平衡支点。

（一）我国立法中的规范基础

我国《民法典》第57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这一条款明确将“继续履行”列为违约方的首要责任形式。同时，第580条进一步规定了继续履行的除外情形：“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请求履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请求履行。”

这两条规定共同构建了我国继续履行权利的法律框架：一方面，继续履行是法定的违约救济方式，守约方有权主动主张；另一方面，法律通过列举排除情形，避免继续履行成为“绝对权利”，防止权利滥用。例如，在房屋买卖合同中，若卖方将房屋转售第三人并完成过户登记，此时原合同因“法律上不能履行”（物权已转移），买方无法再主张继续履行，只能转向损害赔偿。

（二）比较法视野下的制度参照

从比较法角度看，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对继续履行的态度存在差异，但核心价值趋向一致。大陆法系（如德国、法国）以“实际履行”为原则，认为合同的本质是给付，违约后应优先强制实现原给付；而英美法系（如英国、美国）传统上以“损害赔偿”为主要救济方式，仅在“损害赔偿不足以弥补损失”（如标的物具有独特性）时，才允许“实际履行令”（SpecificPerformance）。

这种差异的背后，是法律文化的分野：大陆法系更强调合同的“约束性”，英美法系则更注重交易的“效率性”。但近年来，两大法系呈现融合趋势。例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第46条规定，买方可以要求卖方履行义务，除非买方已采取与这一要求相抵触的救济方法；同时允许法院根据本地法决定是否实际履行。我国《民法典》的规定既吸收了大陆法系“继续履行为原则”的传统，又通过第580条的除外情形借鉴了英美法系对效率的考量，体现了制度设计的务实性。

（三）继续履行在违约救济体系中的特殊价值

与损害赔偿、解除合同等救济方式相比，继续履行的特殊性在于“对合同目的的直接实现”。例如，在定制设备买卖合同中，若卖方违约不交付设备，买方即使获得金钱赔偿，也可能面临生产线停滞、市场机会流失等难以量化的损失；而继续履行则能直接让买方获得设备，恢复正常生产。这种“救济的直接性”，使其在维护交易稳定性、降低社会资源浪费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继续履行还隐含着对“诚信原则”的强化。当违约方因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故意违约时，强制其继续履行不仅是对守约方的保护，更是对“背信行为”的否定性评价，有助于培育“重合同、守信用”的市场环境。

二、合同违约后继续履行权利的适用条件与构成要件

继续履行虽为法定权利，但其行使并非毫无门槛。从司法实践看，法院支持继续履行请求需满足多重条件，这些条件共同构成了权利行使的“要件体系”。

（一）违约行为的具体形态

违约行为是继续履行权利产生的前提。根据《民法典》第577条，违约行为包括“不履行合同义务”（完全未履行）和“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瑕疵履行）。前者如卖方完全未交付货物，后者如交付的货物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

需要注意的是，继续履行对不同违约形态的适用存在差异。对于“不履行”，守约方当然可以主张继续履行；对于“瑕疵履行”，则可能需要先要求“采取补救措施”（如修理、更换），若补救措施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再主张继续履行。例如，买方收到的货物存在轻微质量问题，若通过修理即可达到合同要求，法院可能优先支持修理而非直接要求重新交付。

（二）合同性质的可履行性

并非所有合同都适合强制继续履行。根据《民法典》第580条第1款第（二）项，“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时，继续履行权利受到限制。这里的“不适于强制履行”主要指两类合同：

第一类是具有人身属性的合同。例如，演艺合同中，演员因个人原因拒绝演出，若强制其登台，可能侵犯其人身自由；委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