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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暴力刑责认定解读

引言

在数字技术深度渗透生活的当下，网络空间已成为人们表达观点、交流情感的重要场域。但与之相伴的，是网络暴力现象的频发：一条恶意评论可能让普通人陷入“社死”困境，一段断章取义的视频能将当事人推向舆论审判的风口浪尖，甚至有人因长期遭受网络侮辱而选择结束生命。网络暴力不仅侵害公民的人格权、隐私权，更可能突破道德底线，演变为刑事犯罪。然而，由于网络行为的虚拟性、传播的快速性、主体的隐蔽性，网络暴力的刑责认定往往面临“取证难、定性难、追责难”的现实挑战。本文将围绕网络暴力刑责认定的法律逻辑、实践标准与完善路径展开系统解读，以期为厘清法律边界、维护网络秩序提供参考。

一、网络暴力的特征与刑责认定的必要性

（一）网络暴力的核心特征

网络暴力是指通过信息网络对特定主体实施的，以侮辱、诽谤、泄露隐私等为主要形式，造成其精神痛苦或社会评价降低的行为。与传统暴力相比，其特征可概括为三点：

其一，行为主体的隐蔽性。网络用户常用虚拟身份发言，部分人甚至通过“翻墙”“换号”等技术手段规避监管，导致行为人与真实身份的关联难以追踪。

其二，传播范围的裂变式扩散。一条恶意信息可能在短时间内被转发、评论数万次，从社交平台蔓延至短视频、论坛等多个场景，形成“滚雪球”式的舆论风暴。例如，某明星被造谣“学术造假”的消息，24小时内浏览量超千万次，相关话题登上热搜榜前三，当事人的工作邀约、社会形象均受严重影响。

其三，损害后果的复合性。网络暴力不仅直接侵害被害人的名誉权、隐私权，更可能引发其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甚至导致自杀等极端后果。有研究显示，长期遭受网络暴力的人群中，约30%出现过自残倾向，15%曾尝试自杀。

（二）刑责认定的现实必要性

网络暴力的刑责认定，本质上是通过刑事法律手段对严重越界的网络行为进行规制，其必要性体现在三个层面：

从个体权益保护看，当网络暴力达到“情节严重”程度时，仅靠民事赔偿或行政处罚已不足以弥补被害人的精神损害与社会评价损失。例如，某人因被恶意P图造谣“出轨”，导致其被公司解雇、家庭破裂，此时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既是对被害人权益的终极救济，也是对其人格尊严的法律确认。

从社会秩序维护看，网络暴力的泛滥会破坏网络空间的公序良俗。当“网络审判”替代法律审判、“舆论暴力”替代理性讨论成为常态，公众将对网络环境失去信任，进而影响社会整体的法治信仰。

从法律体系衔接看，刑事追责是对民事、行政责任的补充与强化。对于尚不构成犯罪的网络暴力行为，可通过民事侵权诉讼或行政处罚（如治安管理处罚）处理；但当行为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程度时，必须启动刑事程序，以实现法律责任的梯度化、体系化。

二、网络暴力刑责认定的法律依据与适用罪名

（一）基础法律依据

我国对网络暴力的刑法规制，主要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其中，《刑法》第246条（侮辱罪、诽谤罪）、第293条（寻衅滋事罪）、第253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最常适用的条文。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网络诽谤解释》），则针对网络环境下的犯罪特征，对“情节严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等要件作出了具体规定。

（二）常见适用罪名解析

侮辱罪与诽谤罪

侮辱罪是指以暴力或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情节严重的行为；诽谤罪是指捏造并散布虚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侮辱罪不要求“捏造事实”，可能是基于真实信息的贬损性评价（如公开辱骂）；诽谤罪则必须以“捏造虚假事实”为前提。

在网络环境下，侮辱行为可能表现为发布带有性暗示、人身攻击的文字或图片（如“荡妇羞辱”）；诽谤行为则多为编造“出轨”“违法”等不实信息并传播。根据《网络诽谤解释》，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即可认定为“情节严重”，构成诽谤罪。

寻衅滋事罪

《刑法》第293条规定，“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网络空间虽为虚拟场所，但司法实践已将其纳入“公共场所”范畴。例如，行为人针对不特定对象（如某类职业群体、地域群体）发布煽动性言论，引发大规模网络骂战，导致网络秩序严重混乱的，可能以寻衅滋事罪定罪。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若网络暴力中涉及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他人个人信息（如身份证号、住址、联系方式），则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例如，“人肉搜索”中，行为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被害人的隐私信息并公开，情节严重的（如提供轨迹信息导致被害人被骚扰、威胁），可依此罪追责。

（三）特殊情形的法律适用

对于“网络水军”“营销号”等组织化、产业化的网络暴力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