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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不正当竞争法》互联网专条的兜底条款解释

引言

互联网领域的竞争形态因技术革新而瞬息万变，新型竞争行为不断突破传统法律框架的边界。2017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增设第十二条作为“互联网专条”，以列举加兜底的方式规制互联网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前三项明确禁止“未经同意插入链接”“误导、欺骗、强迫用户修改或关闭”“恶意对其他产品实施不兼容”三类行为，第四项则以“其他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作为兜底条款。这一条款的设置，既回应了互联网竞争的复杂性，也因语义的开放性成为法律适用中的争议焦点。如何在保障技术创新与维护竞争秩序之间找到平衡，如何通过合理解释让兜底条款既避免“口袋化”风险又能有效覆盖新型行为，是当前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互联网专条兜底条款的规范定位

（一）立法背景与条文结构的特殊性

互联网专条的增设源于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在网络空间的异化。早期《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针对线下市场，而互联网领域的“流量争夺”“数据控制”“平台锁定”等行为具有隐蔽性、技术性和跨领域性特征，传统条款难以直接适用。例如，通过技术手段干扰竞争对手产品运行的行为，既不直接对应“虚假宣传”或“商业诋毁”，也无法被“侵犯商业秘密”完全涵盖。因此，立法者采用“列举+兜底”的模式：前三项针对实践中常见的三类行为（如“插标链接”“恶意不兼容”），第四项则作为“补丁”，防止因列举不全导致的规制漏洞。这种结构既体现了立法的针对性，也保留了法律的弹性空间，是应对互联网“快变量”特征的必要选择。

（二）兜底条款的功能价值：补充、适应与平衡

兜底条款的核心功能可概括为三方面：其一，补充列举的局限性。互联网技术迭代速度远超立法周期，任何列举式规定都可能因技术革新而滞后。例如，立法时难以预见“大数据杀熟”“算法合谋”等新型行为，兜底条款通过开放性表述为这些行为的规制预留接口。其二，动态适应技术发展。相较于“修订法律”的高成本，通过解释兜底条款可灵活应对新问题，避免法律频繁修改对市场预期的冲击。其三，平衡创新与秩序。互联网竞争的本质是技术创新的竞争，过度规制可能抑制创新，而兜底条款的模糊性要求裁判者在个案中权衡“行为的正当性”与“竞争的危害性”，实现“激励创新”与“维护公平”的动态平衡。

二、兜底条款的解释困境：模糊性、竞合与冲突

（一）语义的开放性与解释的不确定性

兜底条款的关键表述——“妨碍、破坏”“正常运行”——具有显著的模糊性。“妨碍”是指轻微干扰还是实质性阻碍？“破坏”是否要求造成不可恢复的损害？“正常运行”的判断标准是技术层面的功能失效，还是商业层面的用户流失？这些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引发分歧。例如，某平台通过技术手段限制竞争对手的商品展示，是否属于“妨碍正常运行”？有观点认为，只要影响了用户获取信息的便利性即构成妨碍；也有观点认为，需达到“技术功能无法实现”的程度。语义的模糊性使得同案不同判的风险增加，亟待通过解释规则统一裁判尺度。

（二）与一般条款的竞合难题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是“一般条款”，规定“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可用于规制法律未明确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互联网专条作为“特别条款”，其兜底条款与一般条款的关系需明确：特别条款优先于一般条款适用。但实践中，部分法院在适用互联网专条兜底条款时，仍援引一般条款作为补充说理，导致法律适用的混乱。例如，某数据爬取案件中，法院既认定行为“妨碍了被爬取方服务的正常运行”（适用第十二条第四项），又强调“违反商业道德”（援引第二条）。这种竞合可能削弱互联网专条的独立性，甚至导致兜底条款被“一般条款化”，偏离立法者“针对互联网领域特殊规则”的初衷。

（三）技术中立与竞争规制的价值冲突

互联网领域的许多行为具有“技术中立”属性，即技术本身无善恶，其性质取决于使用方式。例如，网络爬虫技术既可用于数据统计分析（正当），也可用于恶意抓取竞争对手核心数据（不正当）。兜底条款的适用需在“技术自由”与“竞争秩序”之间权衡：若过度强调规制，可能抑制技术创新；若过于宽松，则可能纵容不正当竞争。这种冲突在“流量劫持”案件中尤为明显：某软件通过修改浏览器设置引导用户访问自身平台，行为是否属于“破坏正常运行”？支持规制者认为，其干扰了用户的自主选择；反对者则主张，技术手段本身未破坏产品功能，应尊重技术创新自由。如何通过解释兜底条款化解这一冲突，是当前司法实践的难点。

三、兜底条款的解释原则：体系、目的与比例

（一）体系解释：立足法律整体逻辑

体系解释要求将兜底条款置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整体框架中理解，尤其需结合互联网专条的其他条款与一般条款。首先，与前三项列举行为保持同类性。根据“同类解释规则”，兜底条款所规制的行为应与前三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