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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故意不打包让骑手干等：外卖链条中的“卡喉之痛”

一、当等待成为常态：骑手群体的“时间困局”

在2025年12月初的外卖配送高峰期中，多起“商家故意不打包让骑手干等”的事件被骑手通过黑猫投诉平台集中曝光，揭开了外卖行业链条中鲜为人知的“时间博弈”。例如，京东众包骑手在配送过桥米线订单时，到店后多次询问出餐进度，商家却以“余光瞥视”“背过身去”等方式冷漠应对；美团众包骑手接单后按平台设定的15分钟出餐时间到店，却遭遇商家近10分钟的“迟迟不出餐”，最终因配送时间不足导致超时。这些看似零散的投诉，实则勾勒出一个普遍现象：部分商家通过拖延打包、消极出餐等方式，将本应由自身承担的运营压力，转嫁到骑手的等待时间上。

这种等待往往伴随“双重困境”。一方面，骑手需遵守平台严格的配送时效规则——若超时，可能面临50元至55元不等的罚款；另一方面，商家的“不配合”却缺乏明确的约束机制。如京东众包骑手在遭遇商家出餐慢后选择上报系统，但平台仅延长10分钟配送时间，却未考虑骑手同时承接多单的实际情况，最终陷入“守着卡餐单其他订单必超时，送其他订单卡餐单必超时”的两难。更讽刺的是，部分商家在骑手因等待过久选择取消订单时，又突然“完成出餐”，导致骑手因“系统判定出餐完成”反被罚款，形成“等待-超时-被罚”的恶性循环。

二、谁在制造“等待”：多方利益博弈下的责任失焦

商家“故意不打包”的行为，表面是出餐效率问题，背后实则是外卖链条中多方利益失衡的集中体现。首先，商家端存在“重堂食轻外卖”的运营逻辑。午晚高峰时段，堂食顾客的即时消费需求与外卖订单的“预打包”要求存在冲突，部分商家为优先满足堂食翻台率，选择将外卖订单的打包环节后置，甚至通过拖延出餐来“筛选”紧急订单。如京东众包骑手遇到的过桥米线店，午高峰时店内“用餐顾客较多、声音繁杂”，商家将主要精力放在堂食服务上，对外卖骑手的询问仅以“沉默”回应，本质上是将外卖视为“次优先级”业务。

其次，平台规则的“技术理性”与现实场景脱节。当前主流外卖平台普遍通过算法设定“预计出餐时间”，但这一数据多基于商家历史出餐效率的平均值，未考虑高峰时段的变量。例如，某美团众包骑手接单的商家设定出餐时间为15分钟，但实际到店后等待近10分钟仍未出餐，平台却以“延长10分钟配送时间经智能计算足够”为由驳回申诉。这种“算法至上”的规则，忽视了骑手“多单并行”的工作特性——骑手无法为一个订单“死守”商家，否则其他订单必然超时；而若优先配送其他订单，卡餐订单又会因时间不足超时。平台将“出餐责任”与“配送责任”混为一谈，最终将压力全部转移至骑手。

此外，监管与约束机制的缺位，让商家的“拖延行为”缺乏成本。目前，外卖行业对商家出餐时效的约束主要依赖平台的“超时率”考核，但该考核更多指向订单是否按时送达，而非商家是否按时出餐。商家即使拖延打包，只要最终出餐，对自身的影响微乎其微；而骑手却可能因“配送超时”被罚款、降评级。这种“责任不对等”的规则设计，客观上纵容了部分商家的消极行为。

三、等待的代价：从个体困境到行业生态的恶化

骑手的“干等”绝非个体的偶发事件，其负面影响正在向整个外卖生态蔓延。对骑手而言，等待直接导致收入受损与职业尊严下降。据黑猫投诉数据，2025年12月前7天，涉及“商家出餐慢致骑手超时”的投诉达12起，其中8起骑手被罚款50元以上；更有骑手因等待过程中与商家发生争执，遭遇客户“没收到餐”的虚假投诉，最终被平台处罚55.57元。长期的时间消耗与无意义的罚款，正在削弱骑手群体的职业认同感——有骑手在投诉中直言：“我们不是‘等餐工具’，但规则让我们不得不当‘受气包’。”

对消费者而言，骑手的等待最终会转化为订单的延迟送达，甚至引发“二次矛盾”。例如，武汉某医院的患者下单后，因骑手被商家拖延导致配送超时，外卖被丢在医院门口岗亭，患者不得不自行下楼取餐；另有消费者因商家出餐慢导致餐品送达时已凉透，投诉后却被平台以“非质量问题”为由拒绝赔偿。这些体验直接损害了消费者对外卖服务“便捷、准时”的核心期待。

对行业而言，“等待困局”正在动摇外卖平台的信任基础。当骑手因商家问题频繁被罚、消费者因配送延迟频繁投诉，平台作为“中间方”的公信力将持续下降。更严峻的是，若商家的“拖延行为”得不到有效约束，可能引发“劣币驱逐良币”效应——遵守出餐时效的商家可能因“成本更高”被淘汰，而擅长“拖延”的商家反而因节省人力成本获得竞争优势，最终导致整个行业服务质量的下滑。

四、破局之路：构建“责任共担”的外卖新生态

要破解“商家故意不打包让骑手干等”的困局，需要商家、平台、监管三方协同发力，构建“责任共担”的新生态。

首先，商家需重构“外卖与堂食”的平衡关系。建议商家在高峰时段设置独立的外卖打包区域，配备专门的打包人员，避免与堂食服务“抢资源”；同时，根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