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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不该成为家长新的枷锁

一、当打印机从“办公设备”沦为“教育刚需”：一场悄然蔓延的家庭负担革命

“国庆8天打印60多张作业纸，耗材费用比买三本教辅还贵。”中部城市一位家长的账单，揭开了当代教育场景中一个令人心酸的现实——曾经只在办公室或打印店出现的打印机，正以“教育刚需”的姿态，强势入侵万千家庭。电商平台数据显示，每年开学季，标注“学生作业专用”的打印机销量呈爆发式增长，从几百元的基础款到支持手机远程操控的千元机型，家长们不得不为孩子的作业“买单”。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家用打印机入户率已从2019年的5%跃升至2020年的8.9%，预计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62.1亿元，其中81.3%的家庭购买打印机是为了打印课业资料，超半数使用群体集中在K12教育阶段。这些数据背后，是无数家庭被打印机“绑架”的日常。

从幼儿园到小学，从手工任务到成长手册，从学科作业到活动通知，打印需求渗透在教育的每个环节。鱼圈四年级家长小李的经历颇具代表性：每学期末制作成长手册，需要打印孩子的作文、画作、活动照片；一年级时突然布置的“带全家福”任务，若没有打印机，就得连夜跑打印店；更常见的是各科老师在微信群里“突袭”布置作业，有时是傍晚，有时是晚上8点后，家长必须时刻紧盯手机，生怕错过消息。有家长调侃：“现在开会都不敢静音，手机一响比老板通知加班还紧张。”甚至有家庭在回老家探亲时，把打印机、电脑塞进后备箱，“归途像搬了个小型办公室”；没带设备的，则要开车几十公里去县城打印，“探亲变成陪孩子异地写作业”。打印机，这个本应服务于教育的工具，正异化为套在家长脖子上的“新枷锁”。

二、被打印任务绑架的家长：经济成本与精神消耗的双重暴击

打印作业的经济账，算起来令人咋舌。普通家庭打印机的基础款约500元，后续耗材（墨盒、纸张）每年至少需300元；若遇到A3纸、彩色排版等特殊需求，家用打印机无法满足，只能依赖打印店，单次花费10-50元不等。中部城市那位家长的国庆账单显示，8天打印60张纸的总支出，是购买一本现成教辅书的3倍。更关键的是，这种支出是持续性的——孩子上小学开始打印作业，初中打印量更大，整个义务教育阶段的打印成本累计可达数千元。对普通家庭而言，这绝非小数目，尤其对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来说，无异于额外的“教育税”。

比经济压力更沉重的，是精神消耗。家长们的生活节奏被打印任务彻底打乱：下班后要第一时间查看班级群，生怕错过作业通知；周末外出要随身携带手机，随时准备处理突发打印需求；甚至出差、探亲时，也要提前检查打印机状态，或打包设备“迁移”。有家长描述：“以前最怕孩子生病，现在最怕打印机罢工。”一旦设备故障，要么紧急联系打印店，要么四处借设备，焦虑程度堪比孩子考试失利。这种“时刻待命”的状态，让家长们陷入“教育焦虑”的恶性循环——他们不仅要承担工作压力，还要扮演“编外教学助理”的角色，在家庭与职场间疲于奔命。

三、打印机“刚需化”背后：“双减”政策的执行偏差与教育责任的错位

打印机为何会从“可选工具”变成“家庭标配”？表面看是教育方式转变（如强调动手能力、综合实践）和疫情催化的结果，但更深层的根源，是“双减”政策落地过程中的执行偏差，以及教育责任的不合理转嫁。

一方面，部分学校“明减暗不减”，将作业布置从“线下”转向“线上”。为规避“违规布置书面作业”的监管，一些学校不再采购教辅资料，而是将习题拍照、扫描后发至家长群，要求自行打印；有的老师为追求“教学效果”，增加课外练习量，却将打印任务转嫁给家庭；更有甚者，连班级通知、活动表格都要求家长打印。这种“纸面减负、实际增负”的操作，本质是将学校应承担的教学辅助责任，转嫁给家长。正如一位二年级家长的微信群记录所示：老师将教辅习题拍成照片逐张发送，家长需打印后监督孩子完成，还要批改订正。这种模式下，家长不仅成了“免费打印员”，还被迫承担了部分教师职责。

另一方面，教辅材料管理的僵化与质量问题，加剧了打印依赖。2015年教育部等三部门印发的《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规定“一科一辅”，但部分地区机械执行政策，导致教辅材料题型老旧、质量不佳，难以满足教学实际需求。为弥补这一缺口，教师只能自行搜集资料、整理习题，最终通过打印的方式布置给学生。这种“政策初衷与现实需求脱节”的矛盾，让打印机成了“无奈的替代品”。

四、打破“打印机枷锁”：需要教育生态的系统性修复

打印机不该成为家长的“新枷锁”，这不仅关系到家庭的负担，更关乎教育公平与政策公信力。要破解这一困局，需要多方协同，推动教育生态的系统性修复。

首先，教育部门需强化监管，规范作业布置形式。应明确禁止通过家长群布置需要打印的作业，对“成页不成册”的电子作业进行专项整治；同时，建立更灵活的教辅材料选用机制，允许学校根据教学实际需求，在“一科一辅”框架下补充优质资源，减少教师对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