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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皖东J村看村民自治基本单元下沉：成效、困境与突破路径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性成为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村民自治作为我国农村基层民主的重要实践形式，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然而，传统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在实践中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如自治单元过大导致村民参与度不高、行政与自治冲突使村民自治难以有效作为、参与渠道有限致使村民诉求难以表达等。在此背景下，村民自治基本单元下沉成为优化乡村治理的重要探索方向。

村民自治基本单元下沉，即将村民自治的重心从行政村下移至村民小组、自然村等更小的单元，旨在更精准地回应村民需求，提升村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与实效性，增强乡村治理的精细化与有效性。这一变革不仅契合了乡村社会结构的演变和村民实际需求的变化，也为基层民主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从理论层面来看，研究村民自治基本单元下沉有助于深化对基层民主理论的理解，丰富乡村治理的理论体系，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理论提供实证依据。从实践意义而言，通过对皖东J村的案例研究，总结其在村民自治基本单元下沉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与面临的挑战，能够为其他地区提供可借鉴的实践模式与政策建议，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内，学者们对村民自治的研究成果丰硕。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村民自治的制度设计、民主价值及发展历程。如徐勇指出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奠定了基础。随着实践的推进，研究逐渐深入到村民自治的具体运作、面临问题及解决路径。在治理单元下沉方面，不少学者关注到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单元的村民自治探索。狄金华研究发现，治理单元缩小与重心下沉是当前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特征，以自然塆组为单元进行治理和动员能提升社区治理水平。胡平江以广东清远为例，呈现了村民自治重心下移的实践与成效，并分析了自治重心下移的原因。然而，现有研究在不同治理单元下沉模式的比较分析、如何更好地实现各级自治组织的有效衔接以及如何应对下沉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在国外，关于基层治理的研究为理解村民自治基本单元下沉提供了一定的国际视野。如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强调在公共事务治理中，通过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机制，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利用，这与我国村民自治基本单元下沉中激发村民自主参与治理的理念有相通之处。但由于国内外政治制度、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国外研究无法完全照搬应用于我国村民自治实践，需要结合我国国情进行本土化分析。总体而言，国内外在村民自治、治理单元下沉等方面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仍存在研究空白与不足，尤其是针对特定地区案例的深入剖析以及对完善策略的系统性研究有待加强。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主要运用案例分析、实地调研等研究方法。通过对皖东J村进行深入的实地调研，收集一手资料，包括访谈村干部、村民，观察村庄治理实践等，全面了解J村村民自治基本单元下沉的动因、具体做法、实践成效及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运用案例分析法，对J村的经验进行总结提炼，剖析其成功经验与面临的挑战，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完善策略。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皖东J村这一特定案例切入，深入研究村民自治基本单元下沉。相较于以往的研究，更注重微观层面的实践分析，通过对一个村庄的细致研究，能够更直观、深入地展现村民自治基本单元下沉在基层的实际运作情况，为同类地区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借鉴。同时，在分析问题和提出策略时，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力求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框架，为村民自治基本单元下沉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二、村民自治基本单元下沉相关理论概述

2.1村民自治理论溯源

村民自治的起源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广泛推行，人民公社体制逐渐解体，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为适应这一变化，广西宜山、罗城等地的农民自发组织成立了村民委员会，开启了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实践探索。这一创举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支持，1982年修订颁布的《宪法》第111条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从法律层面确立了村民自治的地位，为其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村民自治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开来。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进一步细化了村民自治的组织形式、职责权限和运作程序，推动村民自治走向规范化、制度化轨道。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标志着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全面确立，“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