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都学的发展及其“大古都”问题——兼论陈桥驿教授的古都学思想.docxVIP

试论中国古都学的发展及其“大古都”问题——兼论陈桥驿教授的古都学思想

一、中国古都学的发展脉络

中国古都学作为研究中国古代都城的综合性学科，其发展历程与中国近现代史学、地理学的演进紧密相连，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萌芽与奠基阶段（20世纪初-1949年）

这一时期，古都研究多依附于史学与考古学，尚未形成独立学科。顾颉刚、徐旭生等学者通过对古代都城遗址的考证，梳理出西安、洛阳等都城的历史沿革；考古工作者对殷墟、周原等遗址的发掘，为古都研究提供了实物支撑。此阶段研究以“证史”为核心，聚焦都城的空间位置与历史分期，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

（二）学科确立与发展阶段（1949年-20世纪9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古都研究迎来学科化转折。1983年，中国古都学会正式成立，标志着古都学成为独立学科。侯仁之先生从历史地理学视角出发，提出“古都地理”研究范式，强调都城与自然环境、区域发展的互动关系；史念海先生则注重从历史文献中挖掘都城的社会经济功能，形成“历史城市地理”研究路径。这一阶段，学科边界逐渐清晰，研究内容从“都城本身”拓展至“都城与区域”，代表性成果如《中国古都概说》《西安历史地图集》等，为学科发展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三）多元化拓展阶段（21世纪至今）

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古都学与城市规划、文化遗产保护、社会学等学科深度融合。研究视角从“历史回溯”转向“古今贯通”，不仅关注古都的历史价值，更探讨其在当代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传承与功能转化；研究方法也从传统的文献考证、考古发掘，融入GIS空间分析、数字建模等现代技术。同时，“古都群”“古都文化圈”等新概念的提出，推动研究尺度从单一都城扩展至区域都城体系，学科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二、中国古都学中的“大古都”问题

“大古都”作为古都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其评选标准与数量争议贯穿学科发展始终，反映了古都学对“都城地位”的认知演变。

（一）“大古都”概念的提出与演变

1920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首次提出“中国五大古都”（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开启“大古都”评选的先河。1933年，顾颉刚补充杭州，形成“六大古都”说，此观点在20世纪后半叶成为学界主流。21世纪后，随着郑州、安阳、大同、成都等城市的古都地位逐渐被认可，“八大古都”“十大古都”的提法先后出现，争议焦点集中于“评选标准”的界定。

（二）“大古都”评选的核心争议

当前学界对“大古都”的评选标准尚未形成共识，主要争议集中在三方面：其一，建都时长与王朝等级，部分学者认为需满足“统一王朝建都”“建都时长超百年”等硬性指标，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主张应纳入区域政权都城（如三星堆、大理）；其二，文化影响力，即都城是否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是否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其三，遗存完整性，包括都城遗址的保存状况、文化遗产的传承程度等。这些争议本质上是古都学“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学术标准”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平衡问题。

（三）“大古都”问题的学科意义

“大古都”评选不仅是对都城历史地位的认定，更推动了古都学理论的深化。一方面，争议促使学界重新审视“都城等级体系”，从“单一中心”转向“多元层级”，丰富了都城研究的视角；另一方面，“大古都”概念的普及的提升了公众对古都文化遗产的关注，为古都保护与利用提供了学术支撑，实现了学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三、陈桥驿教授的古都学思想

陈桥驿教授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其对古都学的思考贯穿于学科理论构建与实践研究中，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思想体系。

（一）“古都即历史文化载体”的学科定位

陈桥驿先生突破传统“都城为政治中心”的单一认知，提出“古都本质是历史文化载体”的观点。他在《中国的古都研究》中指出，古都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作为政治枢纽的历史地位，更在于其承载的制度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等，是“活态的历史教科书”。这一定位拓展了古都学的研究范畴，将“文化传承”纳入学科核心目标，为当代古都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历史地理视角下的古都研究”方法

作为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强调从“人地关系”视角研究古都。他在对杭州、西安等古都的研究中，始终关注自然环境（如河流、地形）对都城选址、布局的影响，以及都城发展对区域生态的反作用。例如，他在《杭州城市史》中分析了钱塘江、西湖与杭州都城兴起的关系，指出“山水环境是古都存续的基础”，这一研究方法将古都置于宏观的历史地理格局中，避免了孤立研究都城的局限。

（三）“理性看待大古都评选”的实践观点

针对“大古都”争议，陈桥驿先生提出“理性评选、兼顾学术与现实”的观点。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