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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人员用工定性

引言

近年来，直播带货行业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消费市场的各个领域，从日用品到奢侈品，从农产品到工业制品，“边看边买”的消费模式重塑了传统零售格局。随着行业规模的扩张，直播带货人员的用工关系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形态：有的主播与机构签订劳动合同成为“打工人”，有的以个人名义与品牌方合作赚取佣金，还有的通过平台注册账号自主经营。这种多样性背后，是用工定性的模糊与争议——不同的法律定性直接关系到劳动者权益保障、企业用工成本以及行业规范发展。如何准确界定直播带货人员的用工性质，既需要回归法律基础理论，也需要结合行业实践特点，这是当前劳动法律领域和直播经济领域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直播带货用工关系的常见类型

直播带货产业链涉及多方主体，包括直播平台、MCN（多频道网络）机构、品牌方、主播等，不同主体间的合作模式催生了多样化的用工关系类型。从法律属性上划分，目前实践中主要存在三种典型形态：劳动关系、劳务关系与合作关系。

（一）劳动关系：强隶属性下的雇佣模式

劳动关系是传统用工关系中最典型的形态，其核心特征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人身隶属性与经济从属性。在直播带货领域，这种模式常见于MCN机构与“全职主播”的合作中。例如，某MCN机构与主播签订劳动合同，明确约定工作时间（如每天固定直播6小时）、工作地点（机构提供的直播间）、考勤制度（需打卡签到），主播需遵守机构的直播规范（如不得推广竞品、需使用指定话术），机构按月支付底薪+提成的报酬，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在此类关系中，主播的直播行为被纳入机构的业务体系，成为机构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双方的权利义务受《劳动合同法》约束。若主播因工伤或被无故辞退，可依据《劳动合同法》主张工伤赔偿或经济补偿金。

（二）劳务关系：弱管理下的单次或阶段性服务

劳务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基于约定产生的服务合同关系，双方不存在人身隶属，提供劳务者只需按要求完成工作成果，无需接受对方的日常管理。在直播带货中，这种模式多见于品牌方临时雇佣主播的场景。例如，某品牌方为推广新品，与主播签订《直播服务协议》，约定主播在特定日期（如促销活动期间）进行3场直播，每场时长2小时，报酬按每场固定金额结算，品牌方不限制主播的直播风格（只要不违反品牌调性），主播可自行安排直播前的准备工作，无需到品牌方办公地点报到。此时，主播的主要义务是交付符合要求的直播服务，双方的权利义务由《民法典》合同编调整，若因直播效果未达约定标准产生纠纷，需按协议中的违约条款处理，不涉及社会保险、加班工资等劳动权益。

（三）合作关系：平等主体间的利益共享模式

合作关系是直播带货领域新兴的用工形态，其核心是双方基于资源互补达成合作，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典型场景包括MCN机构与“独立主播”的分成合作，或主播与供应链方的“自播”合作。例如，某主播自带流量但缺乏选品能力，与MCN机构签订《合作协议》，约定机构负责选品、物流、售后，主播负责直播推广，双方按销售额的3:7比例分成；主播可自主决定直播时间、内容风格，机构不进行考勤管理，但会对选品质量提出要求。在此类关系中，双方更接近商业伙伴而非雇佣与被雇佣，权利义务主要通过合同约定，若因分成比例或选品质量产生争议，需依据《民法典》中的合伙或合作合同相关条款解决，不适用劳动法律中的最低工资、休息休假等规定。

二、直播带货用工定性的法律认定核心要素

要准确区分上述三种用工关系，需回归法律对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合作关系的界定标准。根据《劳动合同法》《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及《民法典》相关规定，认定的核心要素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主体资格：是否符合法定用工主体要求

劳动关系的成立要求用人单位必须是依法成立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等法定用工主体，劳动者需年满16周岁且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特殊工种除外）。若MCN机构未进行工商登记，或主播为15周岁未成年人，则无法成立劳动关系。而劳务关系与合作关系对主体资格的要求相对宽松，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未登记的组织之间均可建立，但需符合《民法典》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如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独立签订合同）。

（二）人身隶属性：是否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与指挥

人身隶属性是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根据《通知》规定，若用人单位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则可认定为劳动关系。具体到直播场景，若MCN机构要求主播每天打卡、参加培训、遵守“禁止私下接商单”等内部规定，即体现人身隶属性；若仅要求主播完成约定的直播场次，不干涉具体工作方式，则更可能被认定为劳务或合作关系。司法实践中，某法院曾在判决中指出：“主播需按照机构的排期表直播，直播内容需经审核，且不得在其他平台直播，符合劳动关系中的管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