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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交子流通范围的史料

引言

北宋交子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其诞生与流通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的重大突破。它不仅标志着货币形态从金属铸币向信用货币的过渡，更折射出北宋商品经济的繁荣与金融创新的智慧。然而，交子的流通范围并非如后世纸币般覆盖全国，而是经历了从民间局部使用到官方有限推广的复杂过程。要全面理解这一历史现象，需结合《宋朝事实》《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等史料，梳理其流通的地域边界、时间阶段及背后的经济制度逻辑。本文将以史料为基，探讨北宋交子流通范围的具体形态、限制因素及历史意义。

一、交子的起源与官方化：流通范围的基础前提

交子的流通范围与其诞生背景和官方化进程密不可分。若将交子的发展视为一条时间轴，其起点是民间自发的金融需求，转折点则是官方介入后的制度规范，这两个阶段共同奠定了交子流通范围的基本框架。

（一）民间交子的诞生：益州地区的局部流通

北宋初年，四川地区因地理封闭、铜矿资源匮乏，长期使用铁钱作为主要货币。据《宋朝事实·财用》记载：“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铁钱的笨重导致商民交易极不便利，尤其在成都这样的商业中心，“货殖交易，患铁钱重，不便转徙”（《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九）。为解决这一矛盾，约在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成都民间出现了“交子铺户”。这些铺户多为财力雄厚的富商，他们以自身信用为担保，发行“交子”作为铁钱的兑换凭证。《宋朝事实》详细描述了这一过程：“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此时的交子本质是民间信用货币，仅限在交子铺户的客户及与其有商业往来的群体中流通，地域范围严格限制在益州（今成都及周边）。正如李攸在《宋朝事实》中所言：“初，蜀人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诸豪商富室连保作交子……流转行使，以为便。”可见，民间交子的流通范围从诞生起便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是益州地区特殊货币环境下的产物。

（二）官方交子的确立：从地方规范到制度推广

民间交子虽便利了交易，但因缺乏统一监管，逐渐暴露出信用危机。部分交子铺户“资稍衰，不能偿所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导致交子无法兑换铁钱，引发纠纷。为稳定经济秩序，北宋政府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设立“益州交子务”，将交子收归官办。《宋史·食货志》载：“诏从其请，始置益州交子务，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界，界以三年而换之。”官方交子的发行有了明确的制度规范：设立专门机构管理，规定发行限额（每界125.6万贯），要求以铁钱作为准备金（“备本钱”），并限定兑换期限（每界三年）。这一转变不仅提升了交子的信用，也为其流通范围的扩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尽管官方交子仍以益州为核心，但通过政府背书，其使用群体从民间富商扩大到普通商民，流通场景也从日常贸易延伸至赋税缴纳、官方采购等领域。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三提到：“益州交子务每界纳钱请交子者，听自便，其旧交子听民间自以意贸易。”这说明官方交子在益州地区的流通已具备一定的普遍性。

二、交子流通的地域范围：从局部到有限扩展的历史轨迹

交子的流通范围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官方政策调整和经济需求变化呈现动态演变。总体来看，其地域边界始终以益州为核心，虽有过向周边地区扩展的尝试，但最终未能突破“川峡四路”的基本框架。

（一）核心区域：益州及川峡四路的稳定流通

自官方交子设立后，益州（今四川成都）始终是交子流通的核心区域。这不仅因益州是交子务所在地，更因川峡四路（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长期使用铁钱，与交子形成了“铁钱-交子”的互补货币体系。《文献通考·钱币考》记载：“川陕用铁钱，而蜀之交易以交子，故钱重而货轻，交子行则钱之滞者通。”在这一区域内，交子的使用场景极为广泛：小到米粮、布帛的日常买卖，大到茶盐、丝绸的长途贸易，甚至官方税收也逐渐接受交子。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一提到：“川峡四路税赋，许民以交子折纳，仍以铁钱为限。”这说明交子在川峡四路已具备部分“法定货币”的职能。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交子界满兑换时，民间仍可继续使用旧交子进行贸易，如《宋朝事实》载：“旧交子听民间自以意贸易，官不为禁。”这种灵活性进一步巩固了交子在川峡四路的流通地位。

（二）扩展尝试：河东、陕西地区的短暂流通

北宋政府曾试图将交子推广至其他地区，以解决当地货币流通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是河东（今山西）和陕西（今陕西）地区。河东地区因与辽朝接壤，铜钱大量外流，铁钱不足；陕西则因对西夏用兵，军费需求激增，货币体系紊乱。《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载：“河东民苦铁钱重，私为交子，而官未之许。”为缓解这一状况，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政府尝试在河东路推行交子。然而，此次推广很快以失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