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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婚宴酒后骑车身亡家属索赔45万

一、事件回溯：一场婚宴引发的生命之痛

2023年10月4日中午，江西省高安市某酒店内热闹非凡。60岁的谌某根作为战友，受邀参加陈某庚为儿子陈某雄、儿媳曾某雯举办的婚礼。这场本应充满喜庆的婚宴，却因一场意外戛然而止。

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当天参与婚宴的宾客包括谌某根、王某元、陈某名等数人，其中陈某庚与谌某根系多年战友，与王某元、陈某名则是朋友关系。谌某根年轻时在灰埠开货车时与王某元、陈某名相识，但此前并未共同饮酒。婚宴餐桌摆放了白酒和饮料，宾客可自由选择饮品，谌某根主动选择了53度的白酒饮用。据在场人员描述，散席时谌某根神态清醒，未表现出明显醉酒状态，随后他骑上电动车踏上返程之路。

然而，意外发生在回家途中——电动车突然侧翻，谌某根重重摔倒在地。尽管第一时间被送医抢救，但最终因伤势过重不幸离世。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让谌某根的家庭陷入巨大悲痛。为寻求赔偿与慰藉，其妻儿将宴请方陈某庚、新郎陈某雄、儿媳曾某雯及同桌饮酒的王某元、陈某名共5人诉至法院，索赔各类损失共计45万余元。

案件历经一审、二审，高安市人民法院与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均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法院认为，谌某根妻儿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存在劝酒、灌酒等过错行为，也无法证明被告对谌某根的死亡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驳回全部索赔请求。

二、争议焦点：责任边界的法律之辨

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在于“共同饮酒者及宴请方是否对饮酒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原告方主张，婚宴的组织者与同饮者对谌某根的饮酒行为及后续安全负有照顾责任，尤其是在其饮酒后骑车上路的情况下，未采取必要的劝阻或护送措施，构成对危险的放任。而被告方则辩称，婚宴中无人劝酒，谌某根系自主选择饮酒，且散席时意识清醒，其骑车侧翻的意外与他人无关。

从法律层面看，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的构成需满足四个要件：违法行为、主观过错、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具体到共同饮酒场景中，司法实践通常认为，若同饮者存在强行劝酒、灌酒、明知对方醉酒仍放任其驾驶等过错行为，则需承担相应责任；但若饮酒行为系自愿，且同饮者已尽到合理提醒义务，则无需担责。

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定，首先，无证据显示被告存在劝酒、灌酒等违法行为。婚宴上白酒与饮料并存，谌某根自主选择饮用白酒，且无在场人员强迫其饮酒。其次，被告未实施“特定危险的先行行为”。所谓“先行行为”，是指行为人因自身行为使他人处于危险状态时，需承担防止损害发生的义务。但在本案中，谌某根的饮酒行为完全出于自愿，被告既未主动劝酒，也未实施其他可能引发危险的行为。最后，谌某根的死亡结果与被告行为之间缺乏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死亡直接原因为骑车侧翻，而非饮酒本身，且无证据证明其饮酒后处于意识模糊状态，无法正常驾驶。

三、法理与情理：成年人自担风险的现实意义

这起案件的判决引发了社会对“自甘风险”原则的广泛讨论。所谓“自甘风险”，是指行为人明知某行为存在风险仍自愿参与，由此产生的损害后果由行为人自行承担。《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明确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尽管该条款主要针对文体活动，但司法实践中已逐步将其扩展至其他自担风险的场景。

在本案中，谌某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饮酒可能引发的风险有充分认知。他自主选择饮用高度白酒，且在散席时意识清醒，具备判断自身状态的能力。选择骑电动车回家，意味着他主动将自己置于可能的交通风险中。这种情况下，要求他人为其自主选择的行为承担责任，既不符合法律对“过错责任”的界定，也违背了“自己责任”的基本法理。

从情理角度看，家属的悲痛与诉求不难理解。失去亲人的痛苦，往往会让人寻求“归责对象”以缓解心理创伤。但法律的理性在于，它需要平衡个体权益与社会公平。若随意扩大共同饮酒者的责任边界，可能导致“过度担责”的负面效应——人们在社交场合中因恐惧担责而回避正常的饮酒活动，反而抑制了合理的人际互动。正如法院在判决中所言：“在无证据证明存在劝酒、灌酒等过错行为时，要求他人对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饮酒行为承担注意义务，缺乏法律依据。”这一表述不仅明确了责任边界，更传递了“成年人应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价值导向。

四、社会启示：酒文化背后的责任与理性

这起案件的意义远不止于个案判决，更折射出社会酒文化中的深层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交场景中，“无酒不成席”的观念根深蒂固，劝酒、拼酒等习俗一度被视为“热情”“重情义”的表现。然而，近年来因饮酒引发的纠纷与悲剧屡见不鲜，暴露出酒文化中“责任意识”的缺失。

从本案看，婚宴中的饮酒行为本是正常社交活动，但悲剧的发生提醒我们：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需对饮酒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