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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阅世：日军的细菌战、化学战和血腥暴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军国主义为了扩大战争的需要，在侵华战争中，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在中国大地上大量使用细菌、化学武器，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

（一）日军的细菌战、化学战。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在中国就开始进行细菌战、化学战。所使用的细菌武器，以感染力强、传染迅速、死亡率高的霍乱、伤寒、鼠疫、炭疽病等菌种为主，也使用白喉、痢疾等细菌；化学武器有糜烂性、刺激性和窒息性的毒剂。施放的方法多种多样，有的用飞机投放带菌的昆虫、杂物，制造病疫灾难；有的则使用炮弹、手榴弹、毒烟罐、毒气盒投掷；有的用人工毒化水源，制造人工疫区；有的用染菌的食物，毒杀俘虏，借以传播瘟疫。这种细菌战、化学战危害极大。这里仅例举主要的几次：

1940年7月，日军第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率航空队到华中战区，在浙江宁波地区用飞机撒放细菌。他们备有70公斤伤寒菌、50公斤霍乱菌、5公斤染有鼠疫的跳蚤，并把这些细菌分别装进投撒器里，投入蓄水池和居民区，很快宁波一带即发生鼠疫等传染病。同年10月22日，日军又在宁波上空用飞机投下掺有鼠疫菌的麦子、棉花等物。约一个星期后，鼠疫病开始流行。只要染上这种细菌的人，救治基本无效。有一个地方，对99名患者的救治中，仅救活2人。当时宁波居民死亡惨重，有的全家暴死。在温疫流行时，不得不把疫区付之一炬，又造成疫区居民无家可归，飘泊街头的不计其数。

1940年下半年，日军飞机接连几次在渐江金华地区，投下许多震裂了的、装满泥土的麻袋，泥土落地后，无数跳蚤向四处跑散。不久，鼠疫在金华地区流行，不少人也由于治疗无效而死亡。据不完全的统计，仅金华附近的东阳、义乌和兰溪三个县，受感染的人共438人，其中死亡361人。

1940年8月至12月，在中国第八路军进行的百团大战中，日军施放毒气有11次之多，使万余名官兵中毒。

1941年4月，日军在“扫荡”晋冀鲁豫和晋绥抗日根据地过程中，在新乡、滑县、浚县、河曲、保德、兴县、岚县等地，散布鼠疫、伤寒等病菌，造成这些地区的军民大量死亡。

1941年，日军在湖北宜昌战斗中，也使用了毒剂炸弹，造成中国军民1600人中毒，其中600人死亡。

1941年夏季，日军远征队携带50多公斤鼠疫细菌，在湖南常德一带，向中国抗日部队和当地农村投掷，引起该地区鼠疫流行，死于鼠疫者有400余人。同年11月4日，日机又在常德市区投下带有鼠杆菌的棉絮、破布、谷麦等物。八天后发现第一个鼠疫患者，入医院仅36小时即死亡。接着，鼠疫在市区蔓延，还流行到市郊及桃源、丰县等地，病死者无计其数。仅石桥镇就有80多人，因鼠疫传染致死。

1942年5月28日，日军在进攻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时，在河北定县北坦村发现地道后，日军向地道内施放了大量窒息性毒气，使躲在地道内的老幼妇孺800余人，全部中毒死亡。

1942年7月，日军第731部队对重庆进行细菌战。他们把130公斤的炭疽热菌、副伤寒菌和鼠疫菌，装入标有“蛋白消化素”字样的瓶子里，用飞机投掷到重庆一带的水源、沼泽地和居民住宅区附近，使众多的居民惨死于细菌感染。8月以后，日军又沿浙赣铁路一线的金华，衢县一带进行细菌战，屠杀了大量中国人民，以义乌县崇山村为例，全村380多户人家，因传染鼠疫而死的就有320多人，全家死光的有30户左右。

1942年，日军还派出一批细菌战骨干分子，到南京两座中国战俘营，把注射有伤寒和副伤寒菌的大饼，分给关在战俘营的3000多人吃，并把吃过大饼的人全部放出，借以传播病疫。有时为了引诱群众误食，把染有病菌的食物，扔在树下或行人休息的地方。这样，南京地区一时也出现了病疫猖獗。

1942年冬，日军在吉林省农安县，把带鼠疫菌的跳蚤，散布在田间、水源地和民房区，然后对这些区域进行封锁，并放火焚烧，结果，造成了中国居民四五千人的死亡。

1943年5月，日军第二二二联队在太行山一带，自辽县的麻田到涉县的河南店，在长达25公里的路上，向水井、水池投毒20多箱。河南店一个7岁的小孩，首先染上毒菌，从臂部遍及全身，都发红疼痛，随即溃烂，当晚就惨死了。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进行细菌战、化学战的罪行，远不止这些。但这些例子，足以说明日本侵华的这场战争，是极其疯狂和绝灭人性的。

日军在侵华战争中进行细菌战、化学战，是经过长期准备的。法西斯分子石井四郎是鼓吹细菌、化学战争和研制细菌、化学武器的中心人物之一。1928年，石井四郎是日本东京军事医院的军医，后来他赴德国研究细菌武器，回国后极力鼓吹细菌战。他认为：用微生物制造武器，既经济，又有巨大的杀伤力，是未来战争中的可靠手段。石井四郎的主张，得到了日本军部的支持，就这样，罪恶的石井细菌研究室在日本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