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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机制

引言

亚太地区作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地缘政治最复杂的区域之一，其安全态势直接影响着全球稳定与发展。这里既有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的互动，又有传统安全热点（如半岛问题、领土争端）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恐怖主义、网络攻击、气候变化）的交织；既有历史积怨的延续，又有新兴力量的崛起。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制度化合作应对共同挑战，成为地区国家的核心诉求。经过数十年探索，亚太地区已形成以多边论坛、功能性合作平台和双边机制为支撑的安全合作网络，这些机制既反映了地区多样性特征，也承载着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的实践探索。本文将从历史演进、主要机制、挑战与趋势三个维度，系统梳理亚太安全合作机制的发展逻辑与现实意义。

一、亚太安全合作机制的历史演进

亚太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与发展，本质上是地区国家对安全威胁认知深化、权力结构变迁与合作需求上升的共同结果。其演进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伴随着理念更新与机制创新。

（一）冷战时期：双边同盟主导的“碎片化”萌芽

冷战期间，亚太地区被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所笼罩。美国通过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签订双边安全条约（如《美日安保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构建起以自身为中心的“轮辐式”同盟体系，成为这一时期地区安全秩序的主要支柱。与此同时，苏联则通过与越南、蒙古等国的军事合作形成另一极的同盟网络。

这一阶段的安全合作呈现两大特征：其一，以意识形态划线，合作范围局限于同一阵营内部；其二，安全议题高度军事化，主要围绕遏制对手、维护势力范围展开。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中小国家已开始探索独立于阵营对抗的合作路径。例如，1967年东盟的成立虽以经济合作为初始目标，但其“不干涉内政”“协商一致”等原则，为后续多边安全对话埋下了制度性伏笔。

（二）后冷战时期：多边论坛兴起的“探索性”发展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权力格局从“两极对立”转向“一超多强”，经济全球化加速推动地区相互依赖加深，传统安全威胁的紧迫性下降，非传统安全问题（如跨国犯罪、海盗、环境危机）的影响上升。在此背景下，单一的双边同盟体系难以覆盖所有安全需求，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进入快速生长期。

1994年东盟地区论坛（ARF）的成立是标志性事件。作为首个覆盖亚太主要国家的多边安全对话平台，ARF确立了“渐进式”合作路径——从建立信任措施（CBMs）起步，逐步向预防性外交（PD）和冲突解决过渡。这一阶段还涌现出上海五国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前身）、亚太经合组织（APEC）安全对话等新平台。其中，上海五国机制通过解决边界领土争议（如中俄、中哈等国的边境划界），开创了“以对话增互信、以合作促安全”的新范式，为非同盟国家的安全合作提供了范本。

（三）21世纪以来：机制网络构建的“多元化”深化

进入21世纪，亚太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同时也面临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如中美关系转型）、区域一体化提速（如RCEP生效）、非传统安全威胁升级（如新冠疫情、网络空间冲突）等新挑战。安全合作机制呈现“数量增多、领域拓展、层级分化”的特点。

一方面，既有机制不断升级：东盟地区论坛从年度外长会扩展至反恐、海上安全等领域的部长级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完成扩员（吸收印度、巴基斯坦等新成员），合作范围从传统安全向经济、人文领域延伸；东亚峰会（EAS）作为“领导人引领”的战略对话平台，将安全议题与发展议题深度融合。另一方面，新机制持续涌现：东盟防长扩大会（ADMM+）聚焦军事安全合作，涵盖18个成员国的联合军演与灾害应对；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进入实质阶段，为区域海洋安全提供规则框架；还有以“四边机制”（QUAD）、“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为代表的小多边机制，反映了部分国家对安全合作灵活性的需求。

这一阶段的核心变化在于，亚太安全合作从“对话为主”转向“对话与行动并重”，从“单一领域”转向“综合安全”，从“西方主导”转向“多元共治”，逐渐形成了“大论坛+小机制+功能性合作”的复合型网络。

二、当前主要安全合作机制的运行模式与特点

经过长期发展，亚太安全合作已形成多主体、多维度的机制体系。若以主导力量划分，可分为东盟中心型、大国协调型、功能议题型三类机制，每类机制在目标定位、参与主体与运作方式上各有侧重，共同构成地区安全治理的“工具箱”。

（一）东盟中心型机制：包容性对话的“稳定锚”

东盟作为中小国家联合体，凭借“协商一致”“开放包容”的“东盟方式”，在亚太安全合作中扮演着“平台搭建者”角色。其主导的机制以“渐进性”和“包容性”为核心特征，旨在避免大国直接对抗，为不同立场国家提供对话空间。

东盟地区论坛（ARF）

ARF现有27个成员，覆盖亚太所有重要国家及欧盟，是亚太规模最大的多边安全对话平台。其运作遵循“三个阶段”路径：第一阶段（1994-1996年）以建立信任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