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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赔偿归责标准案例

引言

国家赔偿制度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尺，它不仅是公民权利受公权力侵害后的“救济盾牌”，更是规范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约束之镜”。而在这一制度中，归责标准如同“核心引擎”，直接决定了“是否赔”“如何赔”的关键问题。从早期“违法即赔”的单一标准，到逐步引入“结果归责”“过错归责”的多元体系，我国国家赔偿归责标准的演进轨迹，既折射出法治理念的进步，也在一个个具体案例中展现着司法实践的智慧。本文将通过典型案例切入，系统解析国家赔偿归责标准的适用逻辑与实践价值。

一、国家赔偿归责标准的基础理论与类型

（一）归责标准的核心内涵与制度价值

国家赔偿归责标准，是指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根本依据和判断准则。简单来说，它解决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国家机关需要为其行为造成的损害买单”这一核心问题。这一标准的设定，既需要平衡公民权益救济与公共利益维护，也要兼顾公权力行使的效率与责任约束。例如，若标准过于严苛（如仅以“故意违法”为限），可能导致大量受侵害公民无法获得赔偿；若标准过于宽泛（如无限制的结果归责），则可能过度增加国家财政负担，甚至影响公权力的正常运行。因此，归责标准的科学设定，是国家赔偿制度发挥实效的前提。

（二）我国现行归责标准的主要类型

我国《国家赔偿法》经过多次修订，已形成以“违法归责为主、结果归责为辅”的多元归责体系，具体可分为三类：

违法归责标准：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若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包括实体违法与程序违法），且该违法行为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损害的，国家需承担赔偿责任。这是我国最基础、最广泛适用的归责标准，例如行政机关违法实施罚款、非法拘禁等行为。

结果归责标准：指无论国家机关行为是否违法，只要最终产生了法定的损害结果（如无罪的人被错误逮捕、判决），国家即需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标准主要适用于刑事赔偿领域，体现了对公民人身自由的特殊保护。

过错归责标准：虽未在法律中明确列为独立类型，但隐含于部分条款中。例如，司法工作人员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违法采取保全措施造成损害的，可视为过错归责的体现。

二、典型案例中的归责标准适用解析

（一）违法归责标准：行政强制行为违法的赔偿认定

案例背景：某市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称某食品加工厂存在“使用过期原料”行为。执法人员未出示完整检查手续，直接进入车间查封设备，并扣押了价值50万元的原料。后经调查，该厂原料均在保质期内，举报系竞争对手恶意诬告。该厂以“违法行政强制”为由申请国家赔偿。

争议焦点：市场监管部门的查封行为是否符合“违法归责”要件？

法院裁判逻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机关实施查封、扣押需履行“出示执法证件”“制作现场笔录”“告知救济途径”等法定程序。本案中，执法人员未出示完整检查手续，且在未确认违法事实的情况下直接采取强制措施，属于程序违法与实体违法的双重违法。依据《国家赔偿法》第4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造成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之规定，判决市场监管部门赔偿该厂设备查封期间的经营损失、原料保管费用等共计32万元。

案例启示：违法归责的关键在于“行为违法性”的认定，既包括违反具体法律条文（如上述《行政强制法》），也包括违反法律原则（如比例原则、程序正当原则）。本案中，即使最终确认不存在违法事实，只要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程序瑕疵或实体越权，仍需承担赔偿责任，这体现了对“规范公权力运行”的制度导向。

（二）结果归责标准：刑事错判的赔偿实践

案例背景：某基层法院审理一起盗窃案，被告人张某因“物证鉴定存在瑕疵”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服刑2年后，真凶落网并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经再审程序，张某被改判无罪。张某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要求赔偿人身自由损害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争议焦点：原判决是否属于“错误判决”？结果归责是否适用？

法院裁判逻辑：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7条规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受害人有权获得赔偿。本案中，再审改判无罪的结果已直接证明原判决错误，无论原审判人员是否存在主观过错（如是否因疏忽导致证据审查不严），国家均应承担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参照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张某被羁押730天的赔偿金，并结合其精神损害程度，额外支付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案例启示：结果归责的核心是“损害结果的客观性”，即只要出现法定的损害结果（如无罪被判刑、合法财产被错误没收），无论公权力行为是否违法或存在过错，国家均需赔偿。这一标准在刑事赔偿中尤为重要，因为刑事司法涉及公民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权，即使司法机关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仍可能因证据灭失、技术限制等客观原因导致错判，此时通过结果归责能更有效地弥补受害人损失。

（三）混合归责的特殊情形：行政与司法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