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谈能力培养政治教育.docxVIP

政治教育

〔英〕斯宾塞

是的，教育是所要求的东西，但并不是多数人所鼓动的那种教育。通常的学校训练并不是正确行使政治权力的预备。手工业工人是工人阶级中最有知识的部分，我们所害怕的最大危险来自手工业工人的错误思想，这个事实是一个结论性的证明。传播通常进行的这种教育，远没有希望成为一种保障，看来还更可能增加危险。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到手工业工人的文化水平，反而有可能增加他们干政治坏事的能力。以读、写、算作为使人成为合格公民的流行信念，在我们看来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确实，其他可以期望从学习过程中取得的好处多数是没有保证的。从语法上分析句子的能力和对决定工资等级的原因有清楚的理解，这两者之间并无联系。乘法表对识破破坏财产对贸易有用的谬论没有帮助。长期的练习可以产生极好的书法，却丝毫不能提高能力去理解关于机器最终能增加那些已采用机器的行业雇佣工人人数这种反论。也不能证明有关测量、天文学或地理的一些肤浅的知识，能使人估计议会候选人的性格和动机。的确，我们只需把前提和预期的结果放在一起，就能看出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信念是多么站不住脚。当我们希望一个女孩成为优秀的音乐家时，我们让她弹钢琴；我们并不给她绘画工具，而期待她既学会音乐又学会使用铅笔和画笔。打发一个男孩去钻研法律书籍，将被认为是使他学习土木工程的非常不合理的方法。如果我们在这些事例和所有其他事例中对某一功能的教学和练习，并不期望对任何功能都能适合，那么为什么我们期望通过与公民义务无关的训练会产生合格的公民呢？也许可以这样回答，通过使工人成为一个优秀的读者，我们给他接近信息来源的机会，使他懂得如何使用选举权；其他课程使他的各种官能敏锐，成为政治问题的一个较好的评判员。这是确实的；最后的趋势没有问题是良好的。但是，如果很长时间他读的东西只是为证实他犯的错误，将会怎样呢？如果有一种文献诉诸他的偏见，并且为他自然采纳的错误信念给他提供错误的论据，将会怎样呢？如果他拒绝接受一切旨在去掉他的误会的教学，将会怎样呢？我们不能说仅仅帮助工人使他们的错误固定下来的这种教化并不适合公民身份吗？工会不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明吗？

人们通常所说的教育对他们使用政治权利的训练多么少，可以从曾经受过英国所提供的最高教育的那些人的无能作出判断。简单提到一下我国立法方面的重大错误，然后请记住，那些犯过这些错误的人们，多数曾经得过大学学位；同时你必须承认，对社会科学的极度无知，可能和熟悉我国有教养的阶级视为有价值的知识相连。只要找一位刚从牛津或剑桥毕业的年轻的下院议员，问他，他认为法律应该做什么，为什么？或法律不应该做什么，为什么？将会表明，无论他通晓亚里士多德或是熟读楚西迪第斯，都没准备回答一位立法者应该解决的基本问题。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表明，立法者所要求的教育和选举他们的那些人所要求的教育，与通常所进行的教育多么不同：我们是指自由贸易鼓动所提供的例子。由于帝王、贵族和下院议员多数在大学培养，所以贸易受到保护贸易制度、禁令和赠礼的阻碍。这些立法措施已维持了多少世纪，很温和的见解都能表明这些立法是有害的。但是，多少世纪以来，在全国所有受过高深教育的人之中几乎没有一个人看到这些措施多么有害。没有一个专门从事最被称道的研究的人写出过使政治家在这些问题上端正看法的著作；而是从一个未获学位离开大学，从事国家教育所忽视的研究的人写出了这种著作。亚当·斯密考察了各国的工业现象，仔细考虑了在他周围进行着的生产和分配活动，描绘了他们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得到政治指导的一般原理。近来，那些非常清楚地理解他所阐明的真理，并通过不屈不挠的阐述而使全国转向他的观点的人，并非大学毕业生。与此相反，那些已经通过规定课程考试的人，一般都成为政治经济科学认为必需的改革的最厉害和顽强的反对者。在这个最重要的方面，正确的立法是缺乏所谓最好的教育的那些人提出的；而是被受过所谓最好的教育的那些人的大多数所抵制的！

我们为之斗争而被奇怪地忽视的真理，几乎是一个自明之理。我们的全部训练理论不是意味着政治修养是对政治权利的正确预备吗？能单独指导公民履行公众活动的教学，不是必须是使他了解公众活动的结果的教学吗？

于是我们必须信赖的第二个主要保证，不是传播人们渴望普及的仅仅那种技术的和各种各样混杂在一起的知识，而是传播政治知识；更确切地说，社会科学的知识。首先必要的事情是建立一个真正的政府理论——对于立法是为什么和立法的正确限度是什么有一个正确的概念。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政治讨论中经常忽视，这是一个比任何其他问题更加重大的问题。政治家们嘲笑为思辨的和不切实际的研究，在某一天将会发现比他们啃完蓝皮书所精通和每夜花很多小时争论的问题要实际得多。每天早晨《泰晤士报》十多栏文章所考虑的问题和根本的问题，如政府的正当范围是什么？比较起来，仅仅是一些无聊话。在讨论法律应该调整某一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