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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架构法律风险案例

引言

VIE架构（可变利益实体架构）自20世纪末被国内企业引入以来，逐渐成为互联网、教育、传媒等外资准入受限行业赴境外上市的“标准路径”。其核心逻辑是通过一系列协议（如业务合作协议、股权质押协议、投票权委托协议等），实现境外上市主体对境内运营实体的实际控制，从而规避直接外资持股的政策限制。然而，这种“协议控制”模式自诞生起便伴随着法律合规性的争议。近年来，随着国内监管政策的收紧、司法实践的深化以及境外资本市场对VIE架构认可度的变化，相关法律风险逐渐暴露。本文将结合典型案例，从协议控制的法律效力、监管政策变动、实际控制人认定、股东权益保护等维度，深入分析VIE架构的法律风险，并探讨企业的应对启示。

一、协议控制的法律有效性风险：从“模糊地带”到司法检验

VIE架构的核心是通过协议而非股权实现控制，这一模式的合法性始终依赖于“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民法原则，但具体协议条款的有效性需接受司法实践的检验。当境内运营实体与境外主体因利益冲突产生纠纷时，协议的法律效力往往成为争议焦点。

（一）案例背景：某互联网企业协议控制权纠纷

某境内互联网企业A为境外上市搭建VIE架构，境外主体B通过与A的股东、管理层签署《股权质押协议》《独家技术服务协议》《投票权委托协议》等，约定B享有A的经营决策权、利润分配权及资产处置权。后因市场环境变化，A的实际控制人张某认为协议限制了其对企业的自主经营权，以“协议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协议无效。

（二）争议焦点与司法裁判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VIE协议是否因“规避外资准入限制”而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规定？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A所在的互联网信息服务行业属于《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的限制类（需中方控股），但VIE协议本身并未直接导致外资持股，而是通过协议实现控制；且现行法律未明确禁止此类协议安排，因此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终，法院驳回了张某的诉讼请求，认定协议有效。

（三）风险启示

尽管本案中协议效力得到认可，但司法实践的尺度并非完全统一。部分法院在类似案件中可能更关注协议是否实质性突破了外资准入限制。例如，若协议约定境外主体直接参与境内实体的日常经营决策（如财务审批、人事任免），可能被认定为“实际控制”，进而与“中方控股”的要求冲突。企业需注意协议条款的设计需避免“越界”，确保不直接干预境内实体的法定控制权结构。

二、监管政策变动风险：“双减”政策下教育行业VIE架构的震荡

VIE架构的脆弱性在政策变动时尤为突出。当行业监管方向调整，尤其是将“协议控制”明确纳入监管范围时，已搭建VIE架构的企业可能面临合规性重构甚至业务终止的风险。

（一）“双减”政策对教育行业的冲击

某境外上市的K12教育企业C，通过VIE架构将境内运营实体D的利润转移至境外主体。某年“双减”政策出台，明确规定“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已违规的，要进行清理整治”。政策同时指出，“禁止通过协议控制等方式变相实现外资控股或参股”。受此影响，企业C的境外股价单日暴跌超70%，境内运营实体D被要求终止与境外主体的协议控制关系，并完成股权结构整改。

（二）政策风险的传导机制

政策变动对VIE架构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直接否定协议控制的合法性（如“双减”政策明确禁止），导致境外上市主体失去对境内实体的控制依据；二是限制境内实体的业务范围（如学科类培训不得盈利），使VIE架构失去“利润输送”的基础；三是触发境外资本市场的信任危机，投资者因政策不确定性抛售股票，企业面临退市风险。

（三）应对教训

“双减”案例提示企业，VIE架构的合规性高度依赖政策容忍度。对于涉及国计民生、意识形态的敏感行业（如教育、传媒），政策收紧的可能性更大。企业在搭建VIE架构前，需对行业监管趋势进行前瞻性评估，避免“押注”政策不会变化；同时应预留“政策缓冲带”，例如在协议中设置“政策变动时可解除协议”的条款，降低被动调整的成本。

三、实际控制人认定风险：控制权纠纷中的“协议VS股权”博弈

VIE架构下，境外上市主体的实际控制人通常被认定为境内实体的最终受益人，但当股权结构复杂或协议条款模糊时，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可能成为争议点，进而影响上市审核、并购重组等关键事项。

（一）案例：某生物医药企业的控制权“罗生门”

某生物医药企业E计划在境外上市，其VIE架构设计为：境外主体F由创始人李某100%控股，F通过协议控制境内实体G；同时，G的工商登记股东为李某的亲属王某（持股60%）和员工持股平台（持股40%）。在境外上市审核过程中，监管机构质疑：“王某作为工商登记的显名股东，是否实际行使控制权？李某通过协议控制G的依据是否充分？”审核机构要求企业提供协议签署的背景、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