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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不想签合同

晨光透过百叶窗在办公桌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格子，我盯着那份摊开的劳动合同，指尖在乙方签名处悬了三分钟。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像极了大学毕业那年在人才市场里听到的喧嚣——那时候攥着简历挤破头的场景，和此刻面前这份印着烫金LOGO的文件，似乎构成了某种荒诞的闭环。

林小姐，考虑得怎么样？HR推来的钢笔在阳光下泛着冷光。我注意到她指甲修剪得整齐圆润，涂着接近肤色的裸粉色指甲油，这让她翻动文件时发出的沙沙声都显得格外专业。会议室的空调温度调得很低，我的后颈却沁出细密的汗珠，把衬衫领口洇出一小片深色。

抽屉深处还锁着三年前的日记本，某页用蓝黑墨水写着：绝不为五斗米折腰。那时刚从美术学院毕业，我在城中村租了间带天窗的阁楼，白天在咖啡馆打零工，晚上就着月光画插画。有次房东太太来收租，看见我画板上那些色彩浓烈的抽象画，撇着嘴说：这玩意儿能当饭吃？后来她每次路过我的阁楼，总会故意把脚步声踩得很重，像是在提醒我某种现实。

手机在裤袋里震动起来，是母亲发来的微信：你爸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说要尽快手术。屏幕的光映在我视网膜上，形成一片模糊的光斑。上周视频时，父亲还笑着说只是小毛病，让我别担心工作。此刻钢笔的金属笔帽硌得我掌心发疼，那些关于艺术、理想、自由的词汇，突然像褪色的旧照片般失去了鲜活的色彩。

薪资结构我们可以再谈。HR的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温和，她从文件夹里抽出另一张纸，这是补充协议，试用期过后每月有绩效奖金，年底还有项目分红。纸上的数字像一排整齐的士兵，列队向我发起进攻。我想起父亲床头柜上那瓶降压药，想起母亲鬓角新添的白发，想起上个月为了凑房租卖掉的那套珍藏多年的水彩颜料。

打印机突然在隔壁房间启动，嗡嗡的声响打破了会议室的寂静。我深吸一口气，闻到空气中弥漫的咖啡香——和我曾经打工的那家咖啡馆用的是同一款豆子。记得有个常来的老先生，每天下午三点准时出现，点一杯不加糖的美式，然后坐在靠窗的位置看报纸。有次他看见我偷偷在餐巾纸上画画，突然说：年轻人总以为妥协是可耻的，其实生活就像这杯咖啡，总要加点糖才喝得下去。当时我觉得这话俗不可耐，现在却像根细针，轻轻刺中了我某个隐秘的痛点。

签字的瞬间，笔尖在纸上洇开一小团墨渍，像滴落在宣纸上的眼泪。HR满意地收起文件，说：下周一来办入职手续，记得带一寸照片。走出写字楼时，秋风卷起地上的落叶，在我脚边打着旋儿。街角的画廊正在举办新锐艺术家作品展，海报上那个梳着脏辫的女孩，眼神倔强得像年轻时的自己。玻璃窗里陈列的画作色彩明快，标价后面跟着一长串零，像在嘲笑我刚刚签下的那份卖身契。

第一个项目是为某款理财产品画宣传插画，客户要求画面必须出现稳重可靠值得信赖的元素。我对着电脑屏幕发呆，想起大学时教授说的：艺术应该像锋利的刀，剖开现实的表象。现在我却要用这把刀，小心翼翼地雕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模样。总监在例会上表扬我的作品很有商业价值，同事们投来羡慕的目光，我却在洗手间的镜子里，看见自己嘴角那抹陌生的微笑。

加班成了家常便饭，电脑右下角的时间跳到凌晨两点时，窗外的城市依然灯火通明。有次深夜改稿，茶水间遇到公司的保洁阿姨，她正在清洗咖啡机，看见我手里的设计稿，突然说：这只兔子画得真可爱。那是我在理财产品宣传画角落里偷偷画的小兔子，耳朵长得有些夸张，眼睛里藏着一丝狡黠。我小孙女最喜欢兔子了。阿姨笑得眼角堆起皱纹，明天能帮我也画一只吗？就画在便签纸上就行。

第二天我把画好的兔子便签递给阿姨时，她从口袋里掏出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硬塞到我手里——是块还温热的红糖糕。糕点的甜香在舌尖化开，突然让我想起小时候外婆做的点心。那天下午，我在设计稿的每个角落都藏了只小兔子，有的躲在柱状图后面，有的趴在折线图上，有的甚至戴着迷你的理财经理帽子。客户看稿时没发现这些秘密，只是满意地点头说：这次的感觉很对。

父亲手术那天，我请了半天假。在病房外的走廊里，母亲握着我的手说：你爸知道你找了份稳定工作，高兴了好几天。透过玻璃窗，我看见父亲躺在病床上，手臂上插着输液管，却还在对我竖起大拇指。护士进来换药时，不小心碰掉了床头柜上的苹果，滚到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有些妥协不是投降，而是换一种方式守护珍视的人。

转正那天，我给自己买了支新钢笔，笔帽上刻着小小的兔子图案。办公桌的抽屉里，除了那本旧日记，又多了个铁盒子，里面装满了画着小兔子的便签纸——有保洁阿姨的孙女画的回礼，有同事拜托画的生日礼物，还有客户家小孩寄来的感谢信。有次总监路过我的工位，看见显示器角落里的兔子，突然笑着说：我女儿也喜欢这个小家伙，能不能让它在下次的亲子理财产品里当吉祥物？

夕阳把办公室的落地窗染成温暖的橘色，我望着楼下车水马龙的街道，手里转动着那支刻有兔子的钢笔。桌上的绿萝长得生机勃勃，几片新叶探向窗台外的天空。手机震动起来，是母亲发来的照片：父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