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角下贿赂犯罪贿赂范围的界定与拓展研究.docxVIP

多维视角下贿赂犯罪贿赂范围的界定与拓展研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当今社会，贿赂犯罪犹如一颗毒瘤，严重侵蚀着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法治根基。从国内来看，诸如李钺锋利用担任多个重要职务的便利，为他人在司法案件处理、工程款催收和企业经营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9342万余元，其行为严重破坏了司法公正和市场秩序；上海某互联网企业高管韩某等人相互勾结，利用管理物流配送业务等职权，帮助供应商获取业务资格，大肆收取行贿款达4000余万元，扰乱了互联网行业的正常竞争环境。这些案例仅是贿赂犯罪的冰山一角，现实中贿赂犯罪呈现出高发态势，犯罪手段日益多样化、隐蔽化，不仅给国家和集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和社会的廉洁风气。

贿赂范围的界定在贿赂犯罪的认定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它犹如一把精准的标尺，直接决定着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准确合理地界定贿赂范围，是有效打击贿赂犯罪的关键前提。从法律层面而言，明确贿赂范围有助于完善刑事立法，使法律条文更加精准地对接复杂多变的贿赂犯罪现实，填补法律漏洞，增强法律的适用性和权威性，维护法律体系的严谨性和科学性。从司法实践角度出发，清晰的贿赂范围界定能够为司法机关提供明确的裁判依据，减少司法认定中的模糊地带和争议空间，提高司法效率，确保司法公正，让每一个贿赂犯罪行为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因此，深入研究贿赂犯罪的贿赂范围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是完善法律体系、强化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净化社会风气、维护公平正义的迫切需要，对于构建廉洁、和谐、法治的社会环境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许多国家对贿赂犯罪的贿赂范围研究起步较早且成果颇丰。美国将受贿范围认定为“任何有价之物”，这种宽泛的界定使得贿赂的涵盖范围极为广泛，能够将诸多具有价值交换性质的行为纳入贿赂范畴；德国刑法典规定公职人员在履职过程中“索取、接受他人允诺或收受他人利益的”认定为受贿罪，这里的“利益”不仅包括物质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涵盖了非物质利益，体现了德国对贿赂犯罪打击的全面性；日本刑事立法中虽将受贿范围界定为“贿赂”这一模糊概念，但在司法实践中，任何利益都可作为贿赂范围，通过灵活的司法实践不断适应复杂多变的贿赂形式。

国内学界对贿赂范围的研究也十分深入，形成了多种观点。财物说认为贿赂仅指财物，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强调“权钱交易”的典型特征，且财物便于量化，在司法实践中易于操作认定；财产性利益说主张贿赂范围不仅包括财物，还涵盖可以直接用货币计算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旅游服务等，认为这些财产性利益与财物本质相近，是财物在现代经济社会的延伸，应纳入贿赂范围；利益说则从更广泛的视角出发，认为贿赂包括财物、财产性利益以及非财产性利益，全面涵盖了所有能够满足行为人需求的好处，最大程度地契合贿赂犯罪以权谋私的本质；财产性利益和部分非财产性利益说为折中观点，在承认财产性利益属于贿赂范围的基础上，将部分与财产性利益紧密相关或具有重大影响的非财产性利益，如某些特殊资格、荣誉、“性贿赂”等纳入其中。

尽管国内外在贿赂犯罪贿赂范围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方面，对于非财产性利益是否应纳入贿赂范围以及如何准确界定和认定，尚未形成统一且成熟的理论和实践标准，在具体操作层面面临诸多困难和争议；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新型贿赂形式不断涌现，如虚拟财产贿赂、技术服务贿赂等，现有研究对这些新型贿赂形式的关注和研究相对滞后，难以有效应对现实中的贿赂犯罪挑战。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践，深入剖析贿赂范围的相关问题，探索合理界定贿赂范围的路径和方法，以期为我国贿赂犯罪的惩治和预防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二、贿赂犯罪贿赂范围的理论基础

2.1贿赂犯罪的本质剖析

贿赂犯罪作为一种严重的职务犯罪，其本质在于对职务以及职务行为不可交易性的严重破坏。从法益侵害的角度深入探究，贿赂犯罪主要侵犯的法益存在多种观点，其中“职务廉洁性说”和“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说”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职务廉洁性说”强调，国家工作人员肩负着为人民服务的神圣职责，其职务行为应当保持清正廉洁，不受任何私利的干扰和侵蚀。一旦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就如同在纯洁的职务行为中掺入了杂质，违背了为政清廉的基本义务，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公正形象，破坏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例如，在一些基层政府部门的项目审批过程中，个别官员收受项目申请人的财物后，违规为其大开绿灯，使得不符合条件的项目得以通过审批，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其应有的廉洁操守，也让民众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了质疑。

“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说”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