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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县农用地产能核算：方法、结果与提升策略研究

一、绪论

1.1研究背景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国土地资源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城市的扩张、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工业用地的增加，使得大量农用地被占用转为建设用地，耕地资源不断减少。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1957年至1996年，我国耕地年均净减少超过600万亩；1996年至2008年，年均净减少超过1000万亩；2009年至2019年，年均净减少超过1100万亩，人均耕地面积从第一次全国土地调查的1.59亩降至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的1.36亩。部分省份的耕地保有量甚至已突破耕地红线，低于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与此同时，耕地质量也不容乐观。一方面，耕地“非粮化”现象严重，由于种粮效益较低，许多适合种粮的耕地被用于其他农业用途。如2021年全国粮食亩均产量387公斤，在土地流转费500元/亩的情况下，种粮收益微薄，导致现有耕地中真正种粮的面积约占七成，其余被用于经济作物、园地、林地、休耕等。另一方面，耕地质量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我国耕地质量“先天不足”，优质耕地资源紧缺，一年一熟地区耕地占比48%，年降水量800毫米以下地区耕地占比65%，全国耕地平均等级仅为4.76等，中低产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长期的高强度利用，使得耕地基础地力下降，东北黑土地退化、南方耕地酸化、北方耕地盐碱化等问题突出。

在此背景下，开展农用地产能核算工作显得尤为必要。准确掌握农用地的生产能力，对于合理规划土地利用、制定科学的耕地保护政策以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产能核算，可以清晰了解不同区域农用地的生产潜力，为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依据，从而更好地应对土地资源紧张和耕地质量下降等问题。

1.2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以勉县为具体研究对象，旨在通过科学的方法核算勉县农用地的产能。通过对勉县农用地的深入研究，准确掌握其理论产能、可实现产能和实际产能，分析产能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影响产能的关键因素，为当地政府制定土地利用规划、耕地保护政策以及农业产业发展战略提供详实、科学的依据。

在理论层面，丰富和完善了农用地产能核算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将产能核算理论应用于勉县的实际情况，验证和拓展了相关理论的适用性，为其他地区的农用地产能核算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在实践意义上，有助于勉县实现农用地资源的精细化管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合理引导农业产业布局。通过产能核算结果，能够明确哪些区域的农用地具有较高的生产潜力，哪些区域需要进行土地整治和改良，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资源投入和政策扶持，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推动勉县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1.3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农用地产能的研究起步较早，在土地评价、农业生产潜力评估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早期主要侧重于土地自然属性对产能的影响，运用土壤学、气候学等多学科知识，构建了一系列土地评价模型，如美国的土地潜力评价系统（LCC），从土壤、地形、气候等方面对土地进行分类评价，确定土地的适宜性和潜在生产能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RS）等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农用地产能研究中，实现了对土地资源的动态监测和产能的空间分析。在产能核算方法上，注重多因素综合分析，考虑了土壤肥力、灌溉条件、农业技术水平等对产能的影响，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产能核算模型。

国内的农用地产能核算研究始于21世纪初，随着国家对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的重视，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学者们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开展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理论方面，明确了农用地产能的概念和内涵，将其划分为理论产能、可实现产能和实际产能三个层次，并建立了相应的核算方法体系。在实践应用中，通过全国农用地分等工作，获取了大量的基础数据，为产能核算提供了支撑。许多地区开展了农用地产能核算的试点工作，分析了当地农用地的产能状况和空间分布特征，提出了针对性的土地利用和耕地保护建议。

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在产能核算方法上，不同地区、不同研究采用的指标和模型存在差异，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导致核算结果的可比性较差。另一方面，对产能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不够深入，尤其是在政策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与自然因素的交互作用对产能的影响方面研究较少。此外，在产能核算成果的应用方面，虽然提出了一些应用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将产能核算结果有效融入土地利用规划、耕地占补平衡等工作中，还缺乏具体的实施路径和案例分析。本研究将针对这些不足，以勉县为研究区域，深入开展农用地产能核算的研究与实践。

1.4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引用勉县已有的农用地分等成果，获取农用地的自然质量等指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