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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协同监管

引言

在数字技术深度渗透社会生活的今天，网络空间已成为与现实世界并行的“第二生存空间”。网络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作为数字时代的核心命题，既关乎国家网络空间主权，更直接影响每个个体的隐私权益与财产安全。《网络安全法》作为我国网络空间治理的基础性法律，与《个人信息保护法》这一专门保护个人信息的“基本法”，共同构成了数字时代权益保护的“双支柱”。然而，随着数据流动的跨领域、跨地域特征日益显著，单一法律的独立监管已难以应对复杂的现实挑战——网络安全风险可能通过个人信息泄露扩散，个人信息滥用也可能引发系统性网络安全隐患。在此背景下，推动二者的协同监管，既是法律体系内在逻辑的必然要求，更是提升治理效能、维护数字生态平衡的关键路径。

一、协同监管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必要性

（一）法律体系的内在关联性

《网络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并非孤立存在的法律文本，而是在立法目标、调整对象与责任体系上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从立法目标看，《网络安全法》以“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核心（第三条）；《个人信息保护法》则明确“保护个人信息权益，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第一条）。二者共同指向“人的权益保护”与“数字空间秩序维护”的双重目标。从调整对象看，《网络安全法》第四章“网络信息安全”专章规定了网络运营者对用户信息的收集、使用义务（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四条），而《个人信息保护法》则将“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范围扩展至所有处理个人信息的组织、个人（第四条），二者在“信息处理主体”“用户权益”等核心概念上高度重叠。从责任体系看，两部法律均规定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衔接机制，例如对非法收集、泄露个人信息的行为，《网络安全法》第六十四条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六条均设定了“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的行政处罚标准，为协同追责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现实挑战的倒逼需求

当前，网络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风险呈现“交织叠加”特征，对单一监管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一方面，个人信息已成为网络攻击的核心目标。据相关统计，超过70%的网络安全事件与个人信息泄露直接相关——黑客通过窃取用户账号密码实施网络钓鱼，利用生物信息突破身份认证系统，甚至通过分析用户行为数据实施精准诈骗。在此过程中，个人信息的泄露既是网络安全事件的“结果”，也可能成为进一步攻击的“工具”。另一方面，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本身可能引发网络安全隐患。例如，某些平台企业在收集用户位置、健康、金融等敏感信息后，若未采取符合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要求的技术措施（如加密存储、访问控制），可能导致数据集中泄露，形成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信息安全事件。这种“风险传导”特征，要求监管部门不能再将网络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视为独立领域，而需建立覆盖“风险识别-监测预警-处置修复”全流程的协同监管机制。

二、当前协同监管的实践现状与主要问题

（一）法律衔接存在空隙

尽管两部法律在立法目标上高度一致，但具体条款的衔接仍存在需要完善之处。例如，《网络安全法》将“网络运营者”定义为“网络的所有者、管理者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第七十六条），而《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包括“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自主决定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的组织、个人”（第四条）。实践中，部分非传统网络运营者（如线下超市的会员系统、医疗机构的电子病历平台）虽不直接提供网络服务，但通过信息化手段处理大量个人信息，其是否属于《网络安全法》的调整范围存在争议。此外，两部法律对“重要数据”的界定标准也存在差异：《网络安全法》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境内存储重要数据（第三十七条），而《个人信息保护法》则针对“处理敏感个人信息”“达到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数量”的个人信息处理者提出了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要求（第三十八条）。这种标准差异可能导致企业在合规过程中面临“双重要求”或“监管真空”。

（二）监管主体协同效率不足

我国网络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涉及多个部门，包括国家网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公安机关、市场监管部门等。虽然《网络安全法》第八条明确“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网络安全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条也规定“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但具体职责划分仍存在交叉重叠。例如，在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治理中，网信部门负责统筹指导，工信部负责技术检测（如APP备案、SDK安全评估），公安机关负责打击非法获取、贩卖个人信息的刑事犯罪，市场监管部门则对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实施处罚。这种“多头监管”模式在实践中可能导致“责任分散”：某平台因数据泄露引发用户损失时，可能出现“网信部门查合规、公安部门追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