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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制度

作为在基层从事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十余年的“老乡镇”，我最深的体会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是简单的“扫大街、清垃圾”，而是一项涉及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乡村文明传承的系统工程。这些年走村串户，见过村民蹲在露天旱厕皱眉头的无奈，也见过整治后老太太坐在整洁院坝里晒太阳的舒坦。今天想从制度建设的角度，聊聊这套让“一时美”变“长久美”的管用机制。

一、锚定目标：从“干净整洁”到“生态宜居”的递进式导向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目标不是“一刀切”的“城市翻版”，而是要立足农村实际，分阶段、分层次设定可操作、可感知的任务清单。这就像盖房子，得先打好地基，再垒砖墙，最后装修出风格。

1.1基础目标：解决“脏乱差”突出问题

这是整治的“第一粒扣子”。我在XX村蹲点时发现，过去村里的垃圾基本靠“风吹走、水冲走”，河道边堆着破旧家具，墙角摞着化肥袋子，一下雨污水横流。针对这类问题，制度首先明确“清脏、治乱、增绿”三大基础任务：清脏就是全面清理村内道路、河塘沟渠、农户庭院的积存垃圾，特别是陈年垃圾和卫生死角；治乱重点整治乱搭乱建、乱堆乱放，比如把村民随意堆在路边的柴草垛规范到院角，把废弃的拖拉机、破缸统一清理或改造成景观；增绿则是利用村边空地、废弃宅基地种上本土的桃树、竹子，既低成本又有乡土味。这些任务看似简单，却是农民最直观的“幸福起点”——我曾帮张大娘清理完她家屋后的垃圾山，她拉着我的手说：“多少年没敢开后窗，现在能闻见泥土香了。”

1.2进阶目标：构建“全链条”治理体系

基础整治完成后，最怕的是“整治时一阵风，过后又反弹”。这就需要从“突击式整治”转向“常态化管理”。制度里特别强调要建立“三有”机制：有设施，比如每个村至少配2-3个垃圾桶、1辆垃圾转运车，户厕改造要配套化粪池；有队伍，除了保洁员，还要发动党员、志愿者组成“环境监督队”，我包联的李庄村就成立了“大嫂保洁队”，每天挎着红马甲在村里巡查；有制度，像“门前三包”责任制（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垃圾兑换日用品”积分制，这些接地气的办法让村民从“要我干”变成“我要干”。记得有次检查，王大爷主动把自家院外的玉米秆垛收拾整齐，说：“咱也得给积分榜上多贴朵小红花不是？”

1.3终极目标：培育“生态自觉”的文明乡风

环境整治的最高境界，是让“爱护环境”成为村民的习惯。制度里专门设计了“文化浸润”环节：比如在村史馆展示老照片对比，让村民直观感受环境变化；在文化广场编排“讲卫生、爱家园”的快板戏，我参与创作的《环境整治三句半》在好几个村演出时，台下观众跟着打拍子；还有“最美庭院”评选，把获奖家庭的照片贴在村口“荣誉墙”。去年春节回娘家的张姐跟我说：“现在回村都不好意思把垃圾随便扔，怕被邻居说‘没素质’。”这种自发的约束，才是最持久的治理力量。

二、压实责任：从“各管一摊”到“同频共振”的协同网络

农村工作千头万绪，环境整治要避免“九龙治水”，必须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责任体系。用咱农民的话说，就是“谁的地谁种，谁的娃谁管”。

2.1纵向责任链：县乡村三级“挂图作战”

县里是“指挥部”，负责统筹资金、制定标准、考核验收。比如我县出台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评分细则》，把垃圾处理、污水治理、户厕改造等12项指标量化成100分，每月排名、季度奖惩。乡镇是“施工队”，我所在的镇里，每个班子成员包片、机关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每周至少有3天在村里督导。村一级是“战斗员”，党支部书记当“组长”，村民小组长当“网格员”，我们还创新了“党员责任区”——每个党员包5-10户，定期上门宣传。去年整治关键期，赵庄村支书带着党员连续半个月每天早7点到村清理，晒得黝黑却笑着说：“咱当干部的不带头，谁信服？”

2.2横向协同网：多部门“握指成拳”

环境整治涉及农业农村、住建、生态环境、财政等多个部门，过去常出现“你改你的厕，我修我的路”的脱节现象。现在制度里明确了“联席会议”机制，每月由县政府分管领导牵头，召集相关部门开“会诊会”。比如在污水治理上，农业农村局负责户厕改造，生态环境局指导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水利局协调管网铺设，财政部门保障资金。我记得有次讨论某村污水管网规划，住建局的同志带着图纸，生态环境局的专家拿着水质检测数据，当场调整了3处管道路线，避免了重复施工。这种“多兵种联合作战”，让资源效率提升了40%以上。

2.3群众参与端：从“旁观者”到“主人翁”的角色转换

农民是环境整治的受益者，更应该是参与者。制度里特别注重“发动群众”的方法：一是“问需于民”，整治前开“屋场会”“院坝会”，让村民自己提问题、定方案。我在马湾村时，村民说“别光修广场，得给咱留晒谷的地”，我们就调整了规划，在广场边建了带雨棚的晒谷区，现在成了村里的“网红打卡点”。二是“利益联结”，比如把环境整治与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