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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罪量刑数额标准及案例

引言

诈骗犯罪作为常见的侵财型犯罪，因其手段隐蔽、受害面广、社会危害性大，长期以来都是司法打击的重点。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准确把握诈骗罪的量刑尺度，既关系到法律的公正实施，也直接影响被害人权益的保护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其中，“数额”作为诈骗罪量刑的核心标准之一，与犯罪情节、危害后果等因素共同构成了量刑的关键依据。本文将围绕诈骗罪的量刑数额标准展开系统梳理，并结合典型案例分析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以期为理解诈骗罪的定罪量刑逻辑提供参考。

一、诈骗罪量刑数额标准的法律依据与具体规定

（一）基础法律条文：刑法对诈骗罪的框架性规定

我国刑法第266条明确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一条款确立了诈骗罪“数额+情节”的双重量刑体系，其中“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三个档次，是划分基本刑、加重刑的核心标准。

（二）司法解释的细化：数额标准的全国性与地区性衔接

为统一法律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数额标准的具体范围。根据规定，“数额较大”的一般认定标准为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数额巨大”为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数额特别巨大”为五十万元以上。同时，考虑到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司法解释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机关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上述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司法机关备案。例如，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可能将“数额较大”的起点提高至五千元或一万元，而中西部地区则可能按三千元的最低标准执行。这种“全国统一基准+地区差异化调整”的模式，既保证了法律的统一性，又兼顾了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

（三）数额认定的特殊规则：既遂与未遂的交叉计算

司法实践中，诈骗数额的认定并非简单的“累加”，还需考虑既遂与未遂的情形。例如，行为人实施多起诈骗，部分既遂、部分未遂的，若未遂部分达到“数额巨大”或“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通常会将未遂部分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若既遂与未遂数额均达到同一量刑档次，则以既遂数额为主，未遂数额作为从重情节。此外，对于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的诈骗，由于其受害人数多、传播范围广，司法解释还特别规定，此类诈骗“数额较大”的标准可按照一般标准的50%确定（即一千五百元至五千元），体现了对新型诈骗犯罪的从严打击。

二、影响诈骗罪量刑的其他关键因素

（一）从重处罚情节：加剧社会危害性的“催化剂”

除了数额这一核心标准外，司法机关在量刑时还会重点考量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下情节通常会被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或“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从而提高量刑档次或加重刑罚：

一是针对特殊群体实施诈骗。例如诈骗老年人、残疾人、在校学生等弱势群体，或诈骗救灾、扶贫、医疗等特定款物，此类行为不仅侵害财产权，更可能引发家庭矛盾、社会信任危机等衍生问题，司法实践中一般会从重处罚。

二是造成严重后果。若诈骗行为导致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企业破产等严重后果，即使数额未达到“特别巨大”标准，也可能被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从而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三是犯罪手段恶劣。如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医疗机构人员实施诈骗，或通过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精准“围猎”被害人，此类行为利用了被害人对特定身份的信任，社会危害性更突出。

（二）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修复社会关系的“缓冲带”

与从重情节相对应，以下情节则可能成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依据：

其一，退赃退赔与取得谅解。若行为人在案发后积极退缴违法所得，或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并获得谅解，司法机关通常会认定其有悔罪表现，从而酌情从轻处罚。例如，某案件中行为人诈骗数额刚达“巨大”标准（三万元），但全额退赃并取得被害人书面谅解，最终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

其二，自首与立功。行为人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或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属于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实践中，部分诈骗团伙成员在案发前主动投案，不仅自身获得从宽处理，还为案件侦破提供了关键线索。

其三，认罪认罚。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这一制度在诈骗案件中应用广泛，许多被告人通过认罪认罚程序缩短了诉讼周期，也获得了更轻的刑罚。

（三）主从犯的区分：责任划分的关键环节

在共同诈骗犯罪中，主犯与从犯的量刑差异显著。主犯通常是指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或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行为人，需对全部犯罪数额承担责任；从犯则是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行为人（如帮助发送诈骗信息、转移赃款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