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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解读中民事诉讼法的举证责任分配

引言

在民事诉讼的舞台上，举证责任分配如同一条隐形的指挥棒，既指引着当事人收集、提供证据的方向，也决定着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风险归属。从原告提起诉讼到被告抗辩反驳，从法庭调查到最终裁判，举证责任贯穿诉讼全过程，是连接实体权利与程序正义的关键桥梁。无论是普通合同纠纷中“谁主张合同成立”的争议，还是医疗侵权案件里“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攻防，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始终是当事人诉讼策略的核心依据，也是法官裁判说理的重要支撑。本文将以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为基础，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典型场景，系统解读举证责任分配的内在逻辑、具体规则与特殊适用，以期为理解这一民事诉讼核心制度提供清晰脉络。

一、民事诉讼法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理

要深入理解举证责任分配的具体规则，首先需要明确其基本概念与立法价值。这不仅是掌握制度表象的前提，更是把握规则背后公平正义理念的关键。

（一）举证责任的双重内涵与核心价值

举证责任并非单一的“提供证据”行为，而是包含“行为意义”与“结果意义”的双重概念。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有义务向法院提供证据；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则是当待证事实经过举证、质证后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由承担该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例如，在借款纠纷中，原告主张被告借款未还，需首先提供借条、转账记录等证据（行为责任）；若被告否认借款但无法提供反证，最终法院无法确认借款事实是否存在时，原告将因未完成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而败诉。

这一双重属性决定了举证责任分配的核心价值：其一，通过明确“谁该举证”引导诉讼进程，避免当事人因举证范围模糊而陷入无序对抗，提升诉讼效率；其二，在事实无法查明时，为法官提供“定分止争”的裁判依据，防止案件久拖不决；其三，通过规则设计平衡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尤其在信息不对称的纠纷中（如消费者与经营者、患者与医疗机构），通过调整举证责任分配实现实质公平。

（二）立法演进与规范体系

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立法体系经历了从“原则性规定”到“精细化规则”的逐步完善过程。早期《民诉法》仅以第64条（现行第67条）概括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奠定了基础，但对“主张”的具体范围、特殊情形的处理等未作细化，导致实践中适用标准不一。

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首次系统构建了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明确了待证事实的分类标准；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解释》）第91条进一步细化，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理论基础，将待证事实分为权利发生、权利妨碍、权利消灭、权利排除四类，分别确定举证责任主体；2020年修订的《证据规定》则结合《民法典》实施，对侵权责任、合同纠纷等领域的特殊举证规则作出补充。至此，我国形成了“《民诉法》原则规定—司法解释细化规则—实体法特别规定”三位一体的规范体系，既保持了制度的稳定性，又能灵活应对新型纠纷。

二、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与具体适用

一般规则是举证责任分配的“基准线”，适用于大多数普通民事纠纷。其核心在于通过待证事实的法律属性，确定哪一方当事人更有能力、更应当承担举证义务。

（一）“谁主张，谁举证”的传统规则及其边界

“谁主张，谁举证”是举证责任分配的基础规则，其本质是“主张积极事实者举证，否认者不举证”。这里的“主张”需作限缩解释：只有提出“权利产生”“权利变更”“权利消灭”等积极事实的当事人，才需承担举证责任；而单纯否认对方主张的当事人（如被告称“未签订合同”），无需举证。例如，在买卖合同纠纷中，原告主张“被告未支付货款”（权利消灭事实的否定），需举证证明合同成立及被告未履行付款义务；被告若抗辩“已支付货款”（权利消灭事实的肯定），则需提供转账凭证等证据。

需要注意的是，“否认”与“抗辩”的区分是适用这一规则的关键。否认是对对方主张事实的直接否定（如“我没借过钱”），抗辩则是提出新的事实以抵消对方主张（如“我借过钱但已经还了”）。前者无需举证，后者必须举证。实践中，部分当事人可能通过“模糊表述”规避举证责任，此时法官需结合庭审陈述的实质内容，判断其属于否认还是抗辩，进而确定举证责任。

（二）待证事实分类与举证责任的对应关系

《民诉解释》第91条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理论依据，将待证事实分为四类，分别对应不同的举证责任主体：

权利发生要件事实：指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需证明的事实。例如，原告主张合同债权，需证明“双方达成合意”“标的合法”等合同成立的要件事实。

权利妨碍要件事实：指阻碍权利产生的事实，由主张权利妨碍的一方举证。如被告主张“合同签订时原告无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