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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下灵活用工关系认定的新标准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平台经济已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从外卖配送、网约车出行到知识技能共享，依托互联网平台的灵活用工模式快速渗透至各个领域，形成了区别于传统劳动关系的新型用工形态。据统计，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2亿，但与之相伴的是大量劳动争议：外卖骑手因工伤无法认定劳动关系、网约车司机被平台随意扣罚却缺乏维权依据……这些矛盾的核心，在于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难以适配平台经济下的用工特征。在此背景下，探索符合平台经济规律的灵活用工关系认定新标准，既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的现实需求，也是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困境

（一）从属性理论的局限性

传统劳动关系认定以“从属性”为核心标准，包含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三个维度。人格从属性强调劳动者需服从用人单位的工作时间、地点、流程管理；经济从属性指劳动者主要依赖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报酬生存；组织从属性则要求劳动者纳入用人单位的生产组织体系，成为其中一员。这一理论诞生于工业时代，以“企业-员工”的固定雇佣模式为基础，其核心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但平台经济下的灵活用工打破了这一模式。以某外卖平台骑手为例，骑手可自主选择接单时间、拒绝特定订单，平台虽通过算法设定配送时限和路线，但骑手仍有一定的操作弹性；收入由接单量直接决定，多劳多得，部分骑手同时在多个平台接单；工作过程不依赖平台的生产工具（如电动车自备），也不参与平台的内部培训或考核。这些特征使得传统“从属性”标准难以直接套用：人格从属性因自主性增强而弱化，经济从属性因多平台接单而分散，组织从属性因非固定雇佣而模糊。

（二）平台用工的特征差异

平台经济下的灵活用工呈现三大独特特征，进一步加剧了传统认定标准的不适应性。其一，“去雇主化”的组织形态。平台不直接雇佣劳动者，而是通过信息匹配促成交易，劳动者与平台的关系更接近“合作”而非“雇佣”。其二，“算法管理”的控制方式。平台通过算法规则间接管理劳动者，如设定接单优先级、配送超时惩罚、服务评分淘汰等，这种隐蔽的控制不同于传统的“面对面”指令，难以被传统标准识别。其三，“碎片化”的劳动过程。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任务内容高度灵活，可能在一天内为多个平台提供服务，劳动过程与平台的关联度降低。

（三）司法实践的矛盾与困惑

由于传统标准的不适用，司法实践中对灵活用工关系的认定常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例如，某法院在审理一起外卖骑手工伤赔偿案时，认为骑手可自主决定接单时间，未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故不认定劳动关系；而另一起类似案件中，法院则以平台通过算法严格限制配送时间、收取高额佣金为由，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这种矛盾反映出传统标准在面对新型用工形态时的解释力不足，既可能导致劳动者权益受损（如无法享受工伤保险），也可能加重平台企业的合规成本（如被过度认定为劳动关系）。

二、平台经济下灵活用工关系认定的新标准探索

（一）核心要素：从“形式从属性”到“实质控制”

针对传统标准的局限性，理论界与实务界提出了“实质控制”的认定思路，即从劳动者是否受平台实质性控制、是否依赖平台获得主要收入、是否被纳入平台经营体系三个维度综合判断。这一思路突破了“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否考勤打卡”等形式要件，更关注用工关系的本质特征。

首先是“控制程度”。平台对劳动者的控制不仅包括直接的指令（如要求到岗），还包括通过算法、规则等间接方式施加的约束。例如，平台若通过算法强制派单、限制拒单次数、设定最低在线时长，则构成实质性控制；若仅提供信息匹配，劳动者可完全自主决定是否接单、何时接单，则控制程度较低。其次是“经济依赖”。劳动者是否将平台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是关键指标。若某骑手80%以上的收入来自单一平台，且缺乏其他稳定收入来源，则其对平台的经济依赖度较高；若同时在多个平台接单，收入分散，则经济依赖度较低。最后是“组织从属性”。劳动者是否参与平台的经营管理体系，如是否接受平台的培训、是否使用平台的专有工具（如特定配送系统）、是否需要遵守平台的服务规范（如着装要求、服务用语），这些都反映其与平台的组织关联度。

（二）分级分类的认定框架

考虑到灵活用工形态的多样性，新标准提出“分级分类”的认定框架，将用工关系分为“劳动关系”“不完全劳动关系”和“民事合作关系”三类，避免“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

第一类是“劳动关系”。当平台对劳动者的控制程度高（如固定工作时间、强制考勤）、经济依赖度强（收入主要来自平台）、组织从属性明显（使用平台工具、接受培训考核）时，应认定为劳动关系，适用《劳动合同法》，平台需承担缴纳社保、支付最低工资等义务。第二类是“不完全劳动关系”。这是平台经济下的新型用工形态，劳动者与平台存在一定程度的控制（如算法管理）和经济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