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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连斯基：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俄

一、冲突僵局下的沟通困境：乌俄直接对话为何缺位？

2025年12月14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公开表态中明确提到一个关键信息——当前乌克兰与俄罗斯未建立直接对话渠道。这一表述不仅折射出俄乌冲突持续两年多后的沟通僵局，更揭示了双方在核心矛盾上的深刻对立。

自2023年2月冲突全面升级以来，俄乌曾短暂尝试过谈判，例如2023年3月的伊斯坦布尔会谈，但很快因领土争议、安全保障等问题破裂。此后，双方立场愈发强硬：俄罗斯坚持要求乌方承认其对乌东四州及克里米亚的“主权”，并承诺永久中立；乌克兰则强调恢复1991年边界、追究战争责任等“不可谈判”条件。这种根本性分歧导致直接对话的政治基础消失，双方均认为“直接谈判无法带来实质进展”。

在此背景下，乌俄官方层面的接触几乎停滞。乌克兰外交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年，乌俄外长级会晤仅1次，且未触及核心议题；2025年以来，双方连象征性的工作层接触都难觅踪迹。泽连斯基在12月14日的表态，正是对这一现实的直接承认——当两个交战国连基本的沟通渠道都无法维持时，第三方的介入便成为打破僵局的无奈选择。

二、美国的“转达角色”：从支持者到“准调停者”的身份转变

在乌俄直接对话缺位的背景下，泽连斯基明确指出美国在乌美双边对话中承担了特殊的“转达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俄罗斯方面向乌方传递相关信号、要求、谈判步骤及核心意愿”。这一表述揭示了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的角色正从单纯的“军事援助提供者”向“间接沟通桥梁”延伸。

从具体实践看，美国的“转达”内容涵盖三个层面：其一，俄方的谈判底线与动态调整。例如，2025年10月俄方曾通过美方传递“可讨论扎波罗热核电站临时共管”的信号，乌方据此调整了谈判方案；其二，俄方对国际压力的反应。如2025年7月G7加大对俄能源制裁后，美方转达了俄“可能扩大前线攻势”的警告；其三，俄方对“和平计划”的潜在接受度。泽连斯基提到，乌方已将“和平计划”最新修改方案提交美国，而美方反馈的“俄方对领土问题的折中方案兴趣”，直接影响了乌方对谈判前景的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特别强调：“乌克兰与美国方面讨论的不仅是双边关系和安全保障，也包括我们对俄罗斯立场的应对。”这说明美国的“转达角色”并非单向传递信息，而是深度参与了乌方对俄策略的制定。例如，在顿涅茨克地区地位问题上，乌方曾提出“高度自治但主权归乌”的方案，美方在转达后带回了俄方“需明确自治范围”的回应，推动乌方细化了方案条款。这种“讨论-转达-反馈-调整”的循环，本质上是将美国嵌入了俄乌谈判的“虚拟对话场”。

三、“代表”背后的现实逻辑：乌克兰的依赖与美国的利益考量

泽连斯基选择让美国“代表”俄罗斯传递信息，背后是多重现实逻辑的交织。

对乌克兰而言，这是“能力不足”与“目标迫切”的必然选择。乌克兰作为冲突中弱势一方，军事上高度依赖西方援助（2025年美国对乌军事援助已超400亿美元），外交上缺乏独立与俄博弈的筹码。泽连斯基曾在2025年9月的公开演讲中坦承：“乌克兰需要西方的‘集体力量’来平衡俄罗斯的军事优势。”在此背景下，借助美国的“转达角色”，既能避免直接向俄妥协的政治风险（乌国内民意对“亲俄让步”高度敏感），又能通过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施压俄方，可谓“两全之策”。

对美国而言，承担“转达角色”符合其战略利益。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控制信息传递节奏，保持对俄乌谈判的主导权，避免出现脱离其设计的“和平方案”；另一方面，美国需要向欧洲盟友展示其“不可替代的调解能力”，巩固自身在西方阵营中的领导地位。例如，2025年11月美方在转达俄方“愿讨论停火”信号时，刻意强调“需以乌接受部分领土现状为前提”，既推动了谈判进程，又间接引导乌方调整立场。

但这种“代表”角色的局限性同样明显。首先，美国难以完全“中立”传递信息。美方在转达俄方要求时，可能会基于自身对局势的判断进行筛选或调整。例如，俄方曾私下提出“可接受乌方加入欧盟但需永久中立”，但美方未完全转达这一条件，而是强调“中立是必要前提”，导致乌方对俄立场产生误判。其次，俄罗斯对美国的“转达”信任度存疑。俄外长拉夫罗夫2025年12月15日回应称：“美国的‘代表’不过是一厢情愿，俄罗斯的立场只会通过官方渠道传递。”这种不信任可能导致信息失真，反而加剧双方误解。

四、和平计划的“妥协与公正”：从表态到落地的现实挑战

泽连斯基在12月14日的表态中，除了提及美国的“转达角色”，还重点谈到了“和平计划”的核心原则——“可以包含妥协，但必须公正”。这一表述既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乌方是否准备让步”的猜测，也明确了乌方的谈判底线。

根据乌方提交给美国的“和平计划”最新方案，争议焦点集中在两大领域：其一，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地位。乌方主张“在乌主权框架下的特殊自治”，俄方则要求“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