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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科举制度批判

引言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长河中，《儒林外史》以“秉持公心，指擿时弊”的笔触，成为揭露封建科举制度弊端的巅峰之作。其中“范进中举”一节，通过一个底层文人从“穷酸老童生”到“天上文曲星”的戏剧性转变，将科举制度对个体精神的摧残、对社会价值的扭曲、对制度本身的荒诞性，以极具张力的情节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一章节不仅是全书“批判科举”主题的集中爆发，更像一面多棱的镜子，折射出科举制度下整个社会的病态与畸形。本文将以“范进中举”为切口，从个体精神异化、社会价值畸变、制度本质荒诞三个维度，深入剖析《儒林外史》对科举制度的深刻批判。

一、科举制度对个体精神的深度异化

（一）漫长应试中的人格矮化：从“范进”到“范进们”的生存困境

范进的应试历程是典型的“科举苦行记”。文中明确提到他“从二十岁应考，到五十四岁”，三十五年间“考过二十余次”，却始终是个“童生”。这三十五年里，他的生活状态是“家里饿了两三天”“抱着一只老母鸡到集上去卖”，住的是“茅草棚”，穿的是“破夹袄”，甚至因没有盘缠去参加乡试，被丈人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个狗血喷头”。这种物质上的极度匮乏，本质上是科举制度对底层文人的系统性剥削——科举规定“非科举不得入仕”，却又不为应试者提供任何保障，将读书人的生存权与“中举”这一极小概率事件绑定。

更残酷的是精神层面的矮化。范进在胡屠户面前永远是“唯唯连声”的“现世宝穷鬼”，面对乡邻的嘲笑也只是“笑而不答”。这种长期的身份压抑，使他逐渐丧失了作为独立个体的尊严感。当他向胡屠户借盘缠被骂“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时，他没有愤怒，反而“摸门不着”；中举后得知消息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喜悦，而是“大笑”“跌倒”“疯跑”——这种反常的精神状态，恰恰是三十五年压抑后的应激性崩溃。范进的经历不是个例，书中周进撞号板、匡超人变质等情节，共同构成了科举制度下文人“人格矮化-精神扭曲-价值崩塌”的生存链条。

（二）中举后的“身份分裂”：科举对人性本真的绞杀

范进中举后的表现，将科举对个体精神的异化推向高潮。当报录人告知“中了第七名亚元”时，他“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接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被救醒后又“披散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了一只”，在集市上“拍着笑着”疯跑。这种“喜极而疯”的戏剧化场景，绝非简单的“夸张描写”，而是对科举制度“精神绞杀”的具象化表达——范进的“疯”，是长期被科举规训的“工具人格”与突然获得的“特权身份”剧烈冲突的结果。

中举前，他是“连买米的钱都没有”的“废物”；中举后，他立刻变成“天上的文曲星”，乡邻“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张乡绅更是“手里拿着一封银子”“送过房屋”。这种身份的剧烈翻转，让范进的精神世界彻底失衡。他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老童生，却也未能成为真正的“士人”，而是变成了一个被科举符号绑架的“提线木偶”。正如书中借众乡邻之口所说“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这里的“新贵人”与“欢喜疯了”的对比，恰恰揭露了科举如何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异化为“制度符号”。

二、科举制度对社会价值的全面扭曲

（一）人际关系的“功利化重构”：从胡屠户的“前后恭”说起

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后的态度转变，是《儒林外史》中最具讽刺意味的细节之一。中举前，他骂范进是“烂忠厚没用的人”，“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中举后，他却称范进为“贤婿老爷”，说“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甚至在打范进耳光时“那手早颤起来”，打完后“觉得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认为“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这种从“辱骂”到“谄媚”的极端转变，本质上是科举制度对人际关系的彻底异化。

在科举主导的社会里，“中举”是唯一的价值尺度。胡屠户作为底层小市民，其态度变化并非出于对范进个人的认可，而是对“举人”身份背后权力与资源的跪伏。这种人际关系的功利化，使整个社会陷入“崇势媚权”的泥潭。书中其他情节如“严贡生倚势霸产”“王惠贪赃枉法”，都在印证这一点——科举不仅是个人的“上升通道”，更成为全社会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亲情、友情、道德都要为“科举身份”让路。

（二）知识与道德的“工具化坠落”：范进的“无知”与“麻木”

范进的“无知”是另一个被忽视的批判角度。文中提到，范进中举后，张乡绅来拜会，席间有人提到“苏轼”，范进“不知道苏轼是甚么人”。这种对经典文化的陌生，并非范进个人的愚钝，而是科举制度下教育内容僵化的必然结果。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为核心，要求“代圣贤立言”，但实际教学中，很多士人只背“程墨”（科举范文）、“房稿”（考官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