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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中缔约过失责任认定及案例

引言

在商业活动中，从双方初步接触磋商到合同正式成立，往往存在一段“灰色地带”：一方可能因轻信对方的缔约诚意而投入时间、金钱，最终却因对方违背诚信导致合同未成立或无效，自身权益受损。这种情况下，如何追究责任？传统违约责任以合同有效成立为前提，侵权责任又难以覆盖磋商阶段的特殊义务，缔约过失责任便成为填补这一法律空白的关键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在总结原《合同法》经验的基础上，以第500条、第501条为核心，系统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为市场主体在合同订立阶段的行为划定了“诚信红线”。本文将围绕民法典中缔约过失责任的认定规则展开分析，并结合典型案例揭示其司法适用逻辑，以期为理解这一制度提供实践参考。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理论与民法典定位

（一）概念溯源：从“契约缔结上的过失”到现代制度

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源头可追溯至19世纪德国法学家耶林提出的“缔约上过失”理论。耶林在其经典论文《缔约上过失：契约无效与未完成时之损害赔偿》中指出：“法律所保护的，并非仅是一个业已存在的契约关系，正在发生的契约关系亦应包括在内。”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合同法“无合同则无责任”的局限，主张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因一方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导致对方信赖利益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我国对缔约过失责任的立法探索始于1999年《合同法》第42条、第43条，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这一制度。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在吸收原《合同法》经验的基础上，于第三编“合同”第一章“一般规定”中以第500条、第501条作出规定，将其定位为合同编的基础制度之一，进一步明确了适用范围与责任边界。

（二）民法典中的制度价值：维护缔约公平与诚信秩序

民法典确立缔约过失责任，核心目的在于平衡合同订立阶段双方的利益关系。一方面，它为善意缔约方提供了救济途径——当一方因信赖对方的缔约诚意而支出成本（如往返磋商的差旅费、为履约准备的设备采购费等），最终却因对方恶意行为导致合同无法成立时，可通过主张缔约过失责任弥补损失；另一方面，它为缔约行为划定了“诚信边界”，通过课以法律责任遏制恶意磋商、隐瞒重大事实等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促进市场交易的公平与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侵权责任共同构成了我国民事责任体系的“三角框架”：违约责任保护的是合同有效成立后的履行利益，侵权责任保护的是绝对权（如人身权、物权），而缔约过失责任保护的则是合同订立阶段的信赖利益，三者分工明确又相互补充，共同织就了民事主体权益保护的“安全网”。

二、民法典下缔约过失责任的认定要件

根据民法典第500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及第501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不正当地使用该信息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缔约过失责任的认定需满足以下四个要件：

（一）前提：存在先合同义务

先合同义务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通知、协助、保密、保护等义务。这一义务的产生时间始于双方进入“缔约磋商阶段”（即一方有理由相信对方具有缔约意图并开始为合同成立做准备），终于合同成立或确定不成立。

例如，在房屋买卖合同中，卖方在磋商阶段负有如实告知房屋产权瑕疵（如存在抵押、查封）、质量问题（如漏水、结构隐患）的义务；在技术合作合同中，双方对磋商过程中知悉的对方技术方案、客户信息等负有保密义务。若一方未履行这些义务，即可能触发缔约过失责任。

（二）主观：存在故意或过失的过错

缔约过失责任以过错为归责原则，即行为人需存在故意或过失的主观状态。

“故意”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恶意磋商”，即一方根本无订立合同的真实意图，却以磋商为手段损害对方利益（如为拖延竞争对手与第三方签约而假意磋商）；二是“故意隐瞒或虚假陈述”，如卖方明知房屋已被法院查封，仍向买方隐瞒该事实。

“过失”则表现为行为人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例如，买方在磋商时未仔细核查卖方提供的资质文件（如伪造的经营许可证），导致卖方因资质不符无法签约，若买方的疏忽直接导致对方损失（如卖方为履约提前采购原材料），则可能被认定为过失。

（三）结果：造成信赖利益损失

信赖利益损失是指当事人因信赖合同能够成立或生效，而在缔约过程中支出的合理成本及丧失的交易机会。司法实践中，通常将其分为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两类：

直接损失包括为缔约支出的费用（如差旅费、咨询费、鉴定费）、为履约准备的费用（如设备采购费、场地租赁费）、因对方过错导致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