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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坊市制度崩溃与城市商业发展

引言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始终与商业活动的兴衰紧密相连。从先秦时期的“市井”到汉唐的“坊市”，城市空间与商业形态的演变，既是社会经济结构的缩影，也是国家治理模式的体现。进入宋代，延续千年的坊市制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坊墙倒塌、市制松弛、昼夜开放的商业活动突破了空间与时间的双重限制。这场看似“破坏性”的制度崩溃，实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成为宋代城市商业繁荣的直接推手。本文将围绕坊市制度的传统特征、崩溃过程、驱动因素及其对城市商业发展的影响展开论述，揭示这一历史变革背后的经济逻辑与社会意义。

一、坊市制度的传统特征与宋代前的运行模式

（一）坊市制度的核心内涵与空间规划

坊市制度是中国古代城市管理的基本框架，其核心在于“坊”（居住区）与“市”（商业区）的严格分离。自西周“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的都城规划起，这种空间分异便被纳入礼制规范。至唐代，坊市制度发展至鼎盛：城市中遍设封闭的坊区，四周筑有高墙，设坊门定时启闭；商业区则集中于“东市”“西市”等固定区域，同样以围墙圈定，交易时间严格限制在“日中为市”至“日落闭市”之间。例如长安城，全城被划分为108个坊和东西二市，坊与市的界限清晰可见，居民若想购物，必须前往指定市场，且不得在坊内随意开设店铺。

（二）坊市制度的管理逻辑与社会功能

坊市制度的严格执行，背后是“重农抑商”政策与“秩序优先”治理理念的双重驱动。从政治层面看，将居民限制在坊内、商业集中于市中，便于官府通过“里坊制”（以坊为单位的基层管理）控制人口流动，防范“奸盗”；从经济层面看，集中设市便于征收商税、管理物价，确保商业活动在官府监管下有序进行；从文化层面看，这种“坊墙高耸、市声有限”的格局，也暗合了儒家“贵贱有等、内外有别”的伦理观念。例如唐代法律明确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严格限制商业活动的扩散，甚至对市场内的商品种类、交易规则都有详细规定（如“行滥短狭而卖者，杖六十”）。

（三）唐代后期坊市制度的松动迹象

尽管唐代坊市制度高度成熟，但其内在矛盾已随经济发展逐渐显现。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瓦解、土地兼并加剧，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谋生，长安、洛阳等大都市人口突破百万，原有坊市空间已无法满足需求。部分居民开始“侵街”——在坊墙之外搭建棚屋、开设店铺；一些商人则在非市区域“夜市”交易，如王建《夜看扬州市》中“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的描述，便反映了扬州等商业城市对传统市制的突破。这些现象虽未彻底颠覆坊市制度，却为宋代的全面崩溃埋下了伏笔。

二、宋代坊市制度的崩溃过程与表现

（一）空间限制的突破：坊墙倒塌与市的扩散

入宋以后，坊市制度的崩溃首先体现在空间界限的消解。北宋初期，汴京（今开封）仍保留坊的名称，但坊墙已逐渐被拆除。至北宋中期，“坊”彻底从城市规划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厢—坊”的新型管理单位（“厢”为较大区域，“坊”为基层社区），但此时的“坊”仅为行政划分，不再有物理围墙。与此同时，商业活动不再局限于固定市场，而是向全城扩散：临街设店、沿巷摆摊成为常态，甚至皇宫附近的“御街”两侧也布满商铺。《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自宣德东去，东角楼乃皇城东南角也，十字街南去，姜行、纱行、牛行、马行、果子行……大小货行，皆通夹道”，可见商业已深度融入城市肌理。

（二）时间限制的打破：夜市与早市的兴起

坊市制度的另一核心是“日中为市”的时间限制，而宋代商业的突破正体现在对“夜禁”的挑战。北宋太祖乾德三年（约公元965年），朝廷正式下诏“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标志着官方对夜市的认可。此后，汴京的夜市愈发繁荣：州桥夜市“自州桥南去……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马行街夜市“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除夜市外，早市也逐渐兴起，如汴京“御街州桥至南内前”的早市，“卖早市点心，如煎白肠、羊鹅事件、糕、粥、血脏羹、羊血、粉羹之类”，天未亮便已人声鼎沸。昼夜交替的商业活动，彻底改写了城市的时间节奏。

（三）管理模式的转变：从“直接控制”到“间接监管”

随着坊市界限的消失，官府对商业的管理方式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唐代“市令”“市丞”等直接管理市场的官职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更灵活的税收与治安管理。例如，宋代设立“商税院”专门负责征收商税，税率按“过税”（货物运输税，2%）和“住税”（货物交易税，3%）分类，不再限制交易地点；同时，通过“厢吏”“街卒”等基层人员维持城市秩序，重点转向消防、防盗等公共事务。这种转变，本质上是官府从“限制商业”向“服务商业”的角色调整，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更宽松的制度环境。

三、坊市制度崩溃的驱动因素分析

（一）经济基础：农业与手工业的商品化发展

坊市制度的崩溃，根源在于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宋代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占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