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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困境与突破：基于现实审视与路径重构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现代法治社会的宏大架构中，非诉行政执行制度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宛如连接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键纽带，是确保行政行为得以有效实施、法律权威得以切实维护的重要保障。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行政权作为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肩负着维护社会秩序、促进公共利益、推动经济发展等多重重要使命。然而，行政权的行使并非孤立存在，其实施效果与司法权的协同配合紧密相连。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它为行政权的有效运行提供了坚实的司法保障，使行政行为在面对相对人不履行义务的困境时，能够借助司法的强制力得以实现，从而确保行政目的的顺利达成，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与和谐。

在现实实践中，非诉行政执行制度在众多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以环境保护领域为例，当环保部门依法对污染企业作出责令停产整顿、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后，若企业拒不履行相关义务，环保部门便可依据非诉行政执行制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通过法院的介入，对污染企业采取强制停产、扣押财产等措施，迫使企业履行环保义务，从而有效遏制环境污染行为，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再如在税收征管领域，对于拒不缴纳税款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同样可以借助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确保国家税收及时足额入库，为国家财政收入提供有力支持，保障国家各项公共事务的顺利开展。

完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它有助于显著提升行政效率。在行政相对人不主动履行行政决定的情况下，通过非诉行政执行制度，行政机关能够迅速启动强制执行程序，避免因行政相对人的拖延或抵制而导致行政决定无法及时落实，从而使行政行为能够高效地实现其预期目标。另一方面，它能够有力地维护法律权威。当行政决定得到有效执行时，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得以彰显，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也将进一步增强。这种对法律权威的维护，不仅有助于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还能够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基础，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

1.2研究现状

国外对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早，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在德国，行政强制执行权主要由行政机关行使，其制度设计注重行政效率和行政权的权威性，通过完善的行政程序和救济机制，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德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建立在其深厚的大陆法系传统基础之上，强调法律的确定性和逻辑性。在执行过程中，行政机关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从执行的启动、实施到终结，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操作流程。同时，德国设立了多层次的行政救济途径，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相对人在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这些途径寻求救济。

法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则具有鲜明的特色，它将行政强制执行分为行政途径和司法途径，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适用。在行政途径中，行政机关可以采取直接强制、代执行等措施；在司法途径中，行政机关需要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充分体现了其对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平衡考量。在行政途径中，行政机关能够迅速采取措施，确保行政决定的执行效率；而在司法途径中，法院的介入则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了更为严格的司法审查和权利保障。法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还注重与其他相关制度的协调配合，如行政诉讼制度、行政赔偿制度等，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日本在借鉴德国和法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构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日本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强调以当事人的自愿履行为主，当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时，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代执行、执行罚等措施，必要时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日本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注重对当事人的教育和引导，通过宣传法律知识、提供咨询服务等方式，促使当事人自觉履行义务。日本还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将当事人的履行情况纳入信用评价范围，对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进行信用惩戒，从而增强当事人履行义务的自觉性。

国内对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学者们围绕非诉行政执行的性质、范围、程序、审查标准等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观点和建议。在非诉行政执行的性质方面，学术界存在行政行为说、司法行为说和双重行为说等不同观点。行政行为说认为，非诉行政执行是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延续，其本质是行政权的行使；司法行为说则强调，非诉行政执行是法院依据司法程序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和执行的活动，具有司法性质；双重行为说综合了前两种观点，认为非诉行政执行既包含行政机关的申请行为，又包含法院的审查和执行行为，兼具行政和司法的双重属性。

在非诉行政执行的范围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应当明确界定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界限，避免权力的滥用和职责的推诿。一些学者主张，根据行政行为的性质和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