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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生物遗传资源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当今时代，生物遗传资源作为一种极具战略价值的资源，对国家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从农业领域来看，丰富的生物遗传资源为培育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农作物新品种提供了基础材料，有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例如，我国的杂交水稻技术，正是利用了丰富的水稻遗传资源，实现了粮食产量的大幅提升，为解决全球粮食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医药行业，生物遗传资源是研发新型药物和治疗方法的关键，许多珍稀动植物的遗传物质中蕴含着治疗疑难病症的潜在成分，对攻克癌症、艾滋病等重大疾病有着重要意义。据统计，目前全球约有四分之一的药物来源于天然生物资源。在生态领域，生物遗传资源对于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一个物种的消失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破坏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

我国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多样，拥有丰富的生物遗传资源。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高等植物3万余种，脊椎动物6300多种，其中不乏众多珍稀、特有物种。同时，我国拥有悠久的农业历史和丰富的传统知识，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培育和驯化了大量优良的农作物和家畜品种，积累了宝贵的遗传资源。然而，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随着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生物遗传资源的经济价值日益凸显，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通过合作研究、投资等名义，从我国获取大量生物遗传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开发新产品、申请专利，获取高额利润，导致我国生物遗传资源大量流失，利益受损严重。例如，猕猴桃原产于我国，传入新西兰后，新西兰利用我国的猕猴桃遗传资源培育出了深受国际市场欢迎的“奇异果”，并在全球市场占据重要地位，而我国作为猕猴桃的原产国，在这一产业中的收益却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国内对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意识相对薄弱，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管理体制不健全，导致生物遗传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过度采集、非法交易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生物遗传资源的流失和破坏。

因此，加强中国生物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有助于维护我国的生物安全和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还能促进我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提升我国在国际生物经济领域的竞争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可以规范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利用和惠益分享行为，防止生物遗传资源的流失和非法利用，保障我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许多发达国家较早地认识到生物遗传资源的重要性，并开展了相关的法律保护研究。美国在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方面，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构建了较为完善的保护体系。例如，《濒危物种法》对濒危物种的遗传资源提供了严格的保护，限制对其的获取和利用；《植物品种保护法》则对植物品种的遗传资源保护进行了规范，明确了育种者的权利和义务。欧盟也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指令和法规，强调对生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如《关于遗传资源获取及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在欧盟得到了积极响应和实施，欧盟各成员国纷纷制定国内法来落实议定书的要求。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在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印度于2002年颁布了《生物多样性法》，该法详细规定了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利用和惠益分享机制，建立了国家生物多样性管理局等机构来加强对生物遗传资源的管理，有效遏制了生物遗传资源的流失。

国内学者对生物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一些学者从生物遗传资源的概念、特征和价值出发，探讨了其法律属性和保护的必要性。例如，有学者指出生物遗传资源具有区域性、不可再生性、兼具有形性和无形性等特点，其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还在生态、文化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因此需要通过法律手段加以保护。在立法现状研究方面，学者们分析了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在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方面的不足，如缺乏专门的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法，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分散、不成体系，对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利用和惠益分享规定不明确等。在制度构建方面，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包括制定专门的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法，建立事先知情同意制度、惠益分享制度、遗传资源来源披露制度等，以完善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体系。

然而，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国际层面，虽然已经有一些国际公约和协定，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各国利益诉求不同，存在着执行不力、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在国内，虽然对生物遗传资源法律保护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具体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实践探索，以使其更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需求。例如，在惠益分享制度的构建中，如何确定合理的惠益分享比例和方式，如何确保惠益分享的公平性和可操作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论证。

本文将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我国生物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