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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市舶司贸易数据计量史学分析

引言

宋代是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黄金时代，随着陆上丝绸之路因战乱受阻，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逐渐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市舶司作为宋代管理海外贸易的核心机构，其职能覆盖了从货物查验、关税征收、商品交易到外商管理的全流程，留下了大量关于贸易规模、商品种类、地域分布的原始记录。这些数据不仅是研究宋代经济史的关键材料，更是运用计量史学方法还原历史场景的重要依据。本文通过梳理市舶司的职能体系与数据记录方式，结合现存文献中的贸易数据，从规模、结构、地域三个维度展开计量分析，探讨其对宋代经济的实际影响及史学研究价值。

一、市舶司的职能体系与数据记录基础

（一）市舶司的设立背景与核心职能

宋代市舶司的设立可追溯至北宋初年。随着海外贸易规模扩大，为规范管理、增加财政收入，宋太祖于广州首设市舶司，后陆续在泉州、明州（今宁波）、杭州等地增设，形成覆盖东南沿海的管理网络。其核心职能包括三方面：

其一为“抽解”，即对进口货物征收关税。根据货物种类不同，税率分为“细色”（贵重商品如香料、珠宝）和“粗色”（普通商品如木材、药材），前者税率通常为10%，后者略低，但遇财政紧张时会临时调整。

其二为“博买”，即官方优先收购部分紧缺商品。例如，香料中的乳香、龙脑等战略物资，官府会以低于市场价的“博买价”收购，再转售给民间或用于宫廷消费，这一行为既保障了国家物资储备，也成为市舶司重要的利润来源。

其三为“蕃商管理”，包括登记外商信息、发放“公凭”（贸易许可证）、协调纠纷等，确保贸易秩序稳定。这些职能的执行过程中，市舶司需详细记录每一笔交易的货物名称、数量、来源地、抽解比例及博买数量，形成了系统的贸易数据。

（二）市舶司的数据记录方式与现存史料

市舶司的日常运作依赖严格的文书制度。据《宋会要辑稿》《宝庆四明志》等文献记载，其记录载体主要包括“舶货账”“抽解簿”“博买册”三类：

“舶货账”用于登记每艘商船的基本信息（如船主、来自国、到港时间）及所载货物清单，需详细标注货物名称、重量（或件数）、质地（如“真腊沉香”“大食珍珠”）；

“抽解簿”专门记录关税征收情况，除税率外，还需注明抽解后的货物去向——部分留存官府，部分折合成现钱上缴中央；

“博买册”则记录官方收购的商品明细，包括博买数量、支付价格及后续处理方式（如“内库收储”“榷货务发卖”）。

这些原始记录虽未完整留存，但通过地方志、文人笔记及官方奏疏可间接还原部分数据。例如，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提到“广州岁入蕃舶，抽解与博买所得，无虑五六十万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绍兴年间“泉州舶司岁入百万贯”，这些零散数据为计量分析提供了基础。

二、贸易数据的计量分析维度

（一）贸易规模的量化：从“岁入”看市舶经济地位

宋代市舶贸易的规模可通过“市舶岁入”这一核心指标衡量。所谓“岁入”，即市舶司通过抽解、博买、商税等途径获得的总收入，包括实物与货币。据文献记载，北宋中期市舶岁入约为30万贯，占国家财政收入的1%-2%；至南宋，随着国土南移、海外贸易依赖度增加，市舶岁入最高时可达200万贯，占比提升至5%-8%，个别年份甚至超过两浙路的茶盐税收。

这一增长趋势与海外商船数量的增加直接相关。北宋时，每年到港的蕃舶约50-80艘；南宋绍兴年间，泉州港“每岁十馀艘至”的记载已属保守，实际到港量可能超过200艘（据《云麓漫钞》中“大食、波斯、三佛齐诸蕃，每岁乘舶至广州、泉州”的描述推算）。商船载重量的提升也不容忽视：北宋海船载重多为200-300料（1料约合60公斤），南宋时出现500料以上的“巨舰”，单船货物价值可达数万贯，进一步推高了贸易总量。

（二）商品结构的分化：进口与出口的“双轨特征”

通过对市舶司记录的货物清单分析，宋代海外贸易呈现明显的“进口以奢侈品为主、出口以手工业品为主”的双轨结构。

进口商品中，香料占比最高，约占总货值的60%-70%。《诸蕃志》记载的44种主要进口商品中，乳香、龙涎香、没药等香料类占22种，且多来自大食（今阿拉伯地区）、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等国。其次为珠宝与药材，如大食的珍珠、真腊（今柬埔寨）的犀角、三佛齐（今苏门答腊）的苏木，这些商品因稀缺性被归为“细色”，抽解税率更高，是市舶司收入的主要来源。

出口商品则以瓷器、丝绸、铜钱为核心。瓷器因耐储存、易运输，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硬通货”，越窑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在东南亚、中东等地广受欢迎。据泉州港考古发现，南宋沉船“南海一号”装载瓷器超6万件，可见出口规模之巨。丝绸虽受原料限制，产量不及瓷器，但其附加值高，每匹吴绫在大食市场的售价可达北宋本土的3-5倍。值得注意的是，铜钱作为货币媒介大量外流，虽被宋廷多次禁止（如“铜钱出界法”），但因海外诸国缺乏铸币能力，仍通过走私渠道成为贸易中的“通用货币”，间接反映了宋代经济的国际